当代新闻界杰出的新闻理论家甘惜分，于2016年1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我想起25年前与甘教授的那次工作交往。尽管我和甘老从没见过面，交往也只限于电话和书信、稿件来往，但他的坦诚、谦虚和心底流淌出来的一片童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我在解放军报主办的《新闻与成才》（后改为《军事记者》杂志当主编。年初，我突然在办公室接到甘老的一个电话，说是读了我们的杂志，很是喜欢，于是想给我们写一组关于改进新闻写作的论文。当时，甘老的大名在新闻界、特别是在我们这些晚辈新闻人中，可说是如雷贯耳，对这样的新闻理论权威，我们一直心怀敬畏之心，连向其约稿都诚惶诚恐，不敢轻易为之。今天，甘老竟找上门来向我们投稿，怎不让人受宠若惊？我当即答应了甘老，并约定由他每月（期）向我们投稿一篇，我们一定及时、快速地编发。就这样，我们连续3次顺利地将他的新闻理论稿件刊登在《新闻与成才》的重要位置，每次两个页码，四五千字。

　　可谁料想，当稿子发到第4篇时，甘老的稿件在社领导三审时被“枪毙”了。理由是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时，他不加分析地引了四人帮之一张春桥的话。看到领导“立即换稿”的批示时，我的脑子一下懵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的稿件，哪能轻易被“枪毙”呢？再说我也没法向甘老交代呀。于是，我抱着“据理力争”的态度找到主管我们杂志的社领导，说明了稿件的作者情况，并提出“把这一段删掉”的修改意见，恳请领导不要“枪毙”该稿。这位社领导听了我的解释后，向我点点头，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此稿发表后，我于第一时间把样刊寄给了甘老。几天后，我收到甘老一封措辞严肃的信，对我们对他的文章的修改和稿费过低提出了批评——

　　玉辰同志：

　　13日的来信（按：指1992年4月13日我给他的信）早收到，事忙，迟复了。

　　最近寄去的“四论”（按：指他为《新闻与成才》编辑部撰写的第四篇论文）是我在病中写的，我刚从医院出来，眼看截稿之期（10日）快到，即将过去积累之思想（已记入小本中）整理成文，未用稿纸写，未记字数，待我老伴抄完，才发现已超过5000字，已来不及改动，寄发了。如需压缩，可否由我自己来，压到4000字。

　　把张春桥之屁话与毛主席的错话并提（按：指那篇稿子行文中，他将张春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和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愚蠢”不加分析地放在了一起）是我一时失误，所言极是。但我认为，只删去张那一句就可以了，仍可保留毛那段话，否则，无针对性。我的写作态度还算严肃的，都是反复修改，字斟句酌。但我不能说“我的文章不能改一个字”，说这话的人不知编辑同志的甘苦，我当年当过编辑，深知此中艰辛，我尊重编辑的劳动。但我是否可以要求，要改我的文章，先同我商量一下，双方听取意见更好些。

　　隔月发一文，也好，这样我可以从容一些。

　　近日收到两期稿费，我苦笑了。我在五十年代的稿费就是20元一千字，现在是九十年代，别处给我的稿费都远不止此数。你们大概是太节约了，而且也有点平均主义，稿费多少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我不是一个计较金钱的人，我可以免费为你们写文章。但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听说关肃霜之死，除了过分劳累之外，就是由于同台演出的歌星一曲可得几千元，而关一台戏下来，仅得60元，她气死了。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关肃霜，我不会为这等事生气。我不是为稿费写作，我只觉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作者，千字二十元，这大概是一种笑话。我可以中途辍笔，但我还是甘愿写下去，直到写完。这些话请勿外传，不要别人误会这位老教授太小气了。

　　顺颂撰安

　　甘惜分

　　92·4·23·

　　读了甘老的信，我对这位老教授有“看法”了。我与社领导几次交涉才保住这篇稿子，却受到如此埋怨，到底此稿件能不能删改？其稿费标准要不要提高？后续的约稿要不要继续？我既要维护甘老的尊严，也要坚持原则，维护稿件刊登的政治标准和严肃性。激动之余，我为甘老写了一封措辞同样激烈的回信。写后又担心引起甘老的不满，就将回信送给领导看过，待得到领导“就这么发”的指令后，这才复印一份留底，战战兢兢将此信发给了甘老。我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甘老：

　　信早收悉，迟复为歉。

　　谢谢你很坦诚地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你一直是我们尊敬的新闻界老前辈，能主动为我们写稿，我们深感荣幸。但也请甘老体谅我们的苦衷才好。

　　一，凡你的大作，编辑部都是原文照发。只是在在向社领导送审中，可能有些小的改动不遂你心，也请谅解。

　　二，关于稿酬，我们按页计，过去每页最高稿酬30元，自去年起，每个页码可给到40元。对甘老的文章，我们是按最高稿酬开的，至于名人是否破格，我想应该，只是以往从未这么做过，也没有哪个名人提出过异议。这次，我们专门请示了领导，答应可破格提高到每页50元。怕仍然不能达到你的要求。那怎么办好呢？那就全凭甘老定夺了：继续写下去，我们欢迎；中途辍笔，自然也可。

　　你说“别处给我的稿费远不止此数”，我想问问：别处给多少？告诉我们以参考。

　　你说“稿费多少是对我劳动的尊重”，严重了。来信中还谈到关肃霜之死一事，我们不知何意，更不敢乱加猜想。你说“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这话实难让人接受，不知甘老是否觉得话说的过分了。

　　总之，我们希望甘老还是我们心中的甘老，是一个你自认的“不是一个计较金钱的人”。

　　顺祝康泰

　　杨玉辰

　　5月13日

　　给甘老的信发出后，我就天天忐忑不安地等着甘老的反应。使我想不到的是，没几天甘老回信了。当我把信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后，舒心地笑了。他在回信中竟像孩子一样，向我这个普通的年轻人真诚地承认了他的失误，并对我的坚持原则进行了表扬。甘老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玉辰同志：

　　我13日在杭州开会，今天中午回京，一进门看到你的信，你对我有所批评，这是同志间的正常现象，我感谢你。

　　我并不是爱钱的人，我的工资在知识分子中也不低，还享有政府特殊津贴，我自命清高，从不计较待遇，有时为人写稿，人家忘了给稿费，我也不问。我已76岁，如离休养老，还可享受种种优待，但党需要我留下工作，我超龄服役，也不计报酬。为什么忽然写了那封信呢？有这样一个背景：近来常有朋友、同事来谈起知识贬值，脑体倒挂，大家都无限感慨。正在这时，收到你们寄来的稿费，使我颇为惊讶。我不知道那已是最高稿酬，我是拿别的报刊的稿酬来衡量你们了。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通很不得体的废话。现在既然来信说清楚你们从来如此，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此后也勿破格，15元、20元千字，我都无所谓，我不是为金钱写作。如果你们认为我那些拙论还有点用，我将继续写完，写到“十论”。

　　你以为我会中途辍笔，你太小看我了。我既不为稿费写作，也不会为你来信中的个别气话而辍笔。请不要忘记，我原来也是部队干部，1945年离开部队，我在部队时的战友们或死去了，或离休了，我却还在第一线，我仍然忘不了我的部队。能为部队的干部战士做点小小的工作，我感到光荣。

　　我去杭州之前，就写好了“五论”，请我老伴抄好，等我回来校阅之后再发。现在附上，不妥之处，可以修改，如效果不好，可以重写。

　　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老先生”，什么“知名人士”，我是普通一兵。我愿意同青年人交朋友，如果你愿意，欢迎你来作客。我的住址是红2楼×组×号，请勿走错。编者与作者之间是需要密切交往的。

　　再说一句：一切按老章程办事，破格多给了我要退回的。

　　顺颂

　　撰安

　　甘惜分

　　92·5·22·

　　反复读着甘老的信，我感动地流下泪水。甘老的信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强烈反响：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教授的坦诚、童真和可爱。甘老，还是我们心中的甘老！

　　学富五车，出口成章，谦虚谨慎，胸怀宽广，平易近人，有错就改，拒绝虚荣，这正是甘老的本色，也是我终生效仿的榜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