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斋兼客室里，常常坐着一位或二三位既非青年，又不到中年的三四十岁的壮年人，我们一谈起来就是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有时有主题，有时天南海北。他们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生。

从1983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生，到现在已有11位（1位在国外），7位已获得博士学位，还有3位正在学习。

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忘年之交。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以前素不相识，相交3年，便成友谊。

按我的主张，博士生的年龄可以不拘一格，有特出异能者，年龄较轻者也可。但一般年龄应稍大，特别是文科博士生，无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从校门到另一个校门者，大多不行，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摸、爬、滚、打，熟读典籍，遍身泥土，略知民间疾苦，尝过人世炎凉。有这样的博士生，我和他们可以倾心相与，谈话随便，有些思想火花有时是从这种不拘一格的谈话中爆发出来的。所以我的博士生没有一个是30岁以下的。

我甚至主张博士生可以不受高龄的限制。古代学子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有的屡考不中，再拜再考，几十年辛劳，皓首穷经，满怀希望进考场，垂头丧气回家来。但也有那特立独行者，终于夺取桂冠，荣登榜首，了却一声心愿，甚至因此而飞黄腾达，可见高学位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中国古代的掌权者尚且如此器重人材，现代的领导人更要比古代人更加豁达，容许一部分年事已高而又有志于追求高深学问的饱学之士，在导师指引下夺取高学位。我这个主张不但不合国家教委规定，也在会场上受到反对，他们说：人老了，拿个高学位，还能作出什么贡献啊！

这些同志不想想，人虽老而体健，头脑清晰者大有人在，学术上仍大有可为，何况获得高学位也是一生的荣誉。

我在国外看见满头白发的老翁老媪走上领奖台领取博士证书，我心情又震颤，又激动，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

如果容许50岁甚至60岁的有志者来作博士生，我非常欢迎，我将多一些合作者。

话说远了，回到我的题目上来。

正因为我的博士生年龄较大，既有专长，又通世事，所以我们的共同语言很多。刚入学时，我就有言在先：欢迎诸位前来，但你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我不可能样样精通，甚至连粗通也说不上，我不能给各位都作具体的指导，我只能给各位掌握航向，扭转偏差，指定阅读书目，并在此书目的基础上扩大阅读范围，开阔视野。最后就是为学位论文把关，要求高质量、高标准，达到国际博士论文水平。

我有两句话请他们牢记：第一，学生不超过老师不是好学生。你们治学的基础坚实，理应达到更高水平。如果一代不如一代，学术不能前进，中国不能前进。

第二，学生不和老师争论也不是好学生。我从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使是我的学生，我也不以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而只供参考。学术要在争论中求发展，不争论就是一潭死水。所以在我的书斋里，常常是谈笑风生，有时学生当面纠正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这使我们师生之间充满了和谐的气氛。

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成材了。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童兵同志，1985年获得博世学位时是43岁，当时报纸上称他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并发表了他同我的合照。后来他破格提拔为教授，近年又成为博士生导师，我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对我曾作过很多重要的帮助。

我的第二个博士生是刘建明同志，他毕业于1986年。他原是辽宁省丹东市广播事业局局长，他不愿从政而从学，是难能可贵的。他现在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主任，专攻舆论学，著述甚勤。已出版论著六七种。

我的第三个博士生是喻国明同志，他是我国民意调查的专家，已经接任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他的前程正未可限量。

在上述几位以后的4个博士生严建军、何庆良、季燕京、王甫，都是首都新闻广播电视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在职干部，他们不脱产学习，一边在本单位工作，一边到学校上课，还要常来我家汇报学习状况和研讨问题，是备极艰苦的。他们先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仍回原单位担任重要职责。

有人问我：你的博士生都很有作为，你是怎样培植他们的。

其实我谈不上培植，只是要求比较严，要想在我这里混日子并不那么容易。

我要求他们做学问须有独创性，有独到之见，有新意，而不能因袭旧说，吃陈年口粮。科学研究目的在追求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反对说空话、废话、套话。坚决反对做风派人物，随风倒，见风使舵，追赶浪潮，而没有自己的人格，这种人可能得意于一时，最终必为时代所淘汰。

我要求他们必读马列，指定书目，端正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同时必须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古今中外一切有学术价值之书都要有选择地读，从中吸取营养，反马列的书也读，接受其合理部分，批判其错误部分。千万不可故步自封，囿于成见，自己把自己关进笼子里，孤陋寡闻，自以为是，这样的人在科学上是决无成就的。

我要求他们睁眼看世界。既不要盲目崇拜西方学术，也不要盲目排斥西方学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几百年，经过启蒙时期，西方的文化思想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学习西方文明而又逐步东西融合，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当代学者不可老子天下第一，而视人如敝屣，不要走慈禧太后的老路。新闻学是研究中外上下沟通之学，更不能不两眼向下和向外。这也许就是我的博士生们眼界比较开阔之故。

我还比较注重整顿文风。解放以后学生语文水平有所降低，这是公认的事实。文风畅达流利者不多见，中青年学者尽管学有所长，但有的人模仿西方文风而又四不像，佶屈聱牙，难以卒读。对这种文风必须纠正过来，学会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语言丰富，运用自如，这很不容易，但又非这样不可。我的博士生中如有这类文风者，拿回去重写。

有的人说，老师总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学生。我不知道这个话有多大可信度，不过我却是希望我的学生并不像我，不希望他们像我这样到老还不脱书生气。尽管我在革命队伍中摸爬滚打了近60年，至今仍是一个坐而论道百无一用的穷书生，每日读书看报，坐观万物升沉，哀民生之多艰，究国事之安危。这种自我陶冶，我不愿影响到我的学生，我祝愿他们前程无量，创大功于社稷。

但是现实比愿望更强，我不是测字先生，我不可能测算每个人一生的命运，我的这些可爱的学生们在今后的长途中是成龙，还是成蛇，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创造了。

我到大学任教40多年了，学生何止数千。但我能记得姓名者不过数10位，时有交往者10余位。只有我的博士生因思想交流频繁，是永生难忘的。我们之间可能是终身的朋友。

1994年我招收了最后一个博士生，她是一位女士——刘燕南同志。我特意招收这位女博士，因为以前那几位都是男士，我大有性别歧视之嫌，这个罪名不小。刘燕南是我的关门弟子，到她毕业时，我已80岁出头，从此不再招生，但与人进行思想交流和合作研究是割不断的。我这一生，青年时代从穷困山区冲出，老年时代以10位博士生作了结，交了一张不大合格的考卷。此后余生，我当好自为之。

（此文刊登于《新闻界》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