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多次掷地有声地强调：“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位新闻学者，甘惜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不断探索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理论。 　　

1957年的甘惜分，思想左倾，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信不疑。一场反右运动把他卷入一场政治旋涡。上海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提出“报纸是商品”的见解，说如果“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在反右的大潮下，王中教授遭到很多人批判。甘惜分反对王中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因为新闻更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甘惜分在首都新闻座谈会上发言，也写了两篇文章，参与了对王忠“右倾”的批判。

本来不同理论发生分歧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一切以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样的争论最终只能以政治惩罚收场。王中教授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获得平反。甘惜分自己后来受到了更激烈的批判，才逐渐感悟到他过去批判王中是过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在会议上碰到，甘惜分当面向王中道歉。甘惜分路过上海，听说王中教授生病，还去他家看望他。甘惜分后来这样评价这场争论：“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并没有批判他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有哪些失误，而是动不动就把人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到反革命分子。其实，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样同遭文字之灾的大批新闻界和各个学术界的朋友，都是无罪的，他们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对执政党的政策有所建议、有所批评，也应当是容许的。也就是说，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1960年，全国“反右倾”。人大新闻系有些教师和毕业生，为了清查系里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不惜断章取义，从老教师的讲稿、文章中摘出数百条“右倾言论”，集中批判。甘惜分认为他们搞的是“极左”，就把他们的论点一条条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新闻言论作比较，指出他们对所谓“右倾言论”的批判是错误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左派幼稚病”。这下引火烧身，说全国都在反“右”，一个非党人士（此时他的党籍尚未恢复）竟敢反“左”，批判的矛头于是转到了甘惜分身上。甘惜分自认真理在手，虽是少数仍坚持己见，还给中央写信。中宣部派工作组到人民大学查了三四个月，广泛听取意见，包括找甘惜分单独谈话。后来工作组下结论说，甘惜分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反右的大潮下，反左的言论居然能占上风，是比较罕见的。不能不说，甘惜分平时熟读马列著作，以正统的马列主义观点为依托参与争论，这是当时他取得中宣部支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