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粉碎之后，甘惜分认真思考了近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新闻的作用，对自己过去的新闻主张开始了不断的自我革新。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需要有传播信息的通道。为防止类似“文革”悲剧的重演，现在需要多强调报纸是传达人民呼声的工具。一张真正的党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恢复是党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甘教授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为媒体开展健康的舆论监督提出新的见解。

1979年，甘先生在《打破报纸的批评禁区》一文中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不要划定一定的范围，就是说，能不能批评到同级党委头上。”他分析了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两个禁区：一是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二是舆论监督批小不批大。当时维护这两个禁区的理由是：“报纸是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耳目喉舌，它只有代表党发言的义务，而无批评党委的权利。”甘教授否定了这个理由，并进行了论证：第一，省报是省委机关报，省报不能批评省委的问题；市报是市委机关报，不能批评市委的问题；县报是县委机关报，不能批评县委的问题······这样一来，报纸上对重要的领导干部也就没有什么批评了，批评的只能是下级。第二，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是不能批评党委会呢还是不能批评个人。按理讲，应当指的是不批评党委会，但在实际上，是连各个党委成员也不能批评。这样，个别党委会成员就代表了党委会，个人代表党了。

由此，他提出一个理论判断：“党报不能批上，只能批下，只能批小，不能批大。权利越大，享受免于批评的特权也越大。”“于是群众讥讽我们的报纸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甘教授的这一观点指导了党报的舆论监督，在实践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近些年以成克杰为代表的一批高层贪官被惩办，证明这种理论改变了持续多年的党报“批小不批大”的传统，推动我国的舆论监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81年，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直指年初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认为该决定存在片面性。

从1986年起，媒体提出新闻改革的问题。关键是要改什么，如何按照新闻事业的固有规律去改。从1987年起，甘先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创办多种体制的报刊，为报刊进入市场提出大胆的设想。他说：“我国现在的报纸体制完全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传统，即清一色的党报体制。那是战争岁月，敌我生死较量，非高度集中统一无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报纸都在党委统一的领导之下，统一宣传口径，对全局性问题中央表态之前，任何报纸不得任意发言，这一切做法在那时是完全必要的。” “在新形势下党怎样领导报纸，怎样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值得认真研究。”他提出：“我国新闻改革要从几个重要问题着手：一、恢复一二家非党报的大型日报，这里说‘恢复’，因为解放前和建国初都有这样的报纸。后来‘左’的领导思想，把它们砍掉了，只剩下清一色党报体制。今日恢复，正是正本清源。如有困难，可先在北京试办一种，也可在现有首都日报中选一家就地改组，去掉党报头衔，改称民间报纸。这种报纸不是什么‘同人报’，在政治大方向上与党报并无二致，但身份不同，说话较为灵活，不代表党和政府，完全站在民间立场发言。有时党报不便说的话，可由这张报来说，以试探舆论反映。报纸总编辑应慎重遴选，必须是政治上既可靠又开明、业务上精通的人，报纸编辑部由共产党员作骨干，以保证报纸的大方向。”甘先生的这一建议，为90年代初党报办子报，都市报、生活报和独立的专业报刊纷纷问世，提供了理论根据，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甘惜分教授把他的上述新闻改革理论概括为“多声一向论”。他说：“一言以蔽之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简称之为‘多声一向论’。‘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一切新闻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凡违反社会主义方向之言论，是应当反对的。”

在1987年，甘教授指出：“从报纸的经营管理来看，报纸要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也和普通的工商业相同。”这一结论为报刊进入市场奠定了正确的理论。1988年《新闻界》杂志开展关于“新闻是不是商品”的讨论，编辑部来信要甘惜分教授写篇文章参加争鸣。在《精神产品不能提倡商品化》一文中，甘教授在论述了报纸是商品这个正确的命题之后，提出三个非常有益的观点。这就是：一、新闻是商品只能限于一定范围，即新闻机构发表的新闻；二、新闻是商品，这虽然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新闻的商品性不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三、对新闻这种“商品”如果不作具体分析，不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必然会掉进“新闻既是商品，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结论里去。他强调：“报纸、广播、电视等都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价值和物质产品的价值是不可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这里，甘教授告诫我们的是，新闻是商品，但不能为了挣钱而忽视媒体的政治导向与思想导向；新闻学也不能变成一味研究媒体如何赚钱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甘教授的这些观点不仅被实践所证实，而且将越来越显示出深刻的预见性。

甘惜分曾经这样总结自己40余年来的学术生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的具体思想发生了几次转折。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多年内，我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不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思想十分信服和崇拜，而且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缺乏具体分析。第二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徘徊。我在那个十年对毛泽东逐渐进行具体分析，逐渐清醒。我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十年之久。我有所前进，却还不敢大胆革新，在学术上有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第三时期，1978年以后，我完成了觉醒的过程，彻底同陈腐思想告别。我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探索、徘徊、清醒。”

甘惜分对新闻事业的主张，被极左人士认为是过于自由，被亲西方人士认为是不够自由。或许这正说明了他的主张比较符合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