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甘惜分
作为一个文化青年,甘惜分先后到几所乡村小学任教师。这些职务并不稳定,有时他会“失业”一个时期。但无论如何,他收入要比农民高很多。
1935年,民国统一全国度量衡,每个县政府要增加一个雇员帮助推广。甘惜分参加了考试,当上了一个小小公务员。他潜心研究如何说服农民改用新制(比如:从一斤十六两的小两改用一斤十两的大两),编写了易学易记的口诀,很受欢迎。
度量衡公务员
在小学和初中的学习经历使他的兴趣广泛。在工作之余他弹风琴、弹琵琶和月琴、指挥合唱、打乒乓球、网球和篮球,他还获得过邻水县的乒乓球单打冠军。
在县政府供职,每月工资为大洋若干,他的生活大大好转。但在甘惜分眼中,当时的社会黑暗至极,人民生活困苦,日寇步步进逼,中国实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立志要寻求救国之路,于是省吃俭用,存下钱来购买进步书刊。
甘惜分的一位表哥
熊寿祺,是知名早期共产党人。他从上海、日本经常给甘惜分写信,寄来上海新出版的 《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促成了甘惜分的革命思想。这期间,甘惜分常读邹韬奋主办的《新闻周刊》,内心希望将来与邹韬奋为榜样,当革命的新闻记者。
1935年甘惜分被派到成都接受度量衡推广培训,与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同乡好友
熊复会合。熊复曾到上海复旦大学旁听,有机会接触大量由鲁迅、邹韬奋等主编出版的进步书刊。甘惜分与熊复经常到成都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进步书刊,立下了参加革命的志愿。
正当此时,成都爆发了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甘惜分与熊复积极参加游行、聚会、读书会。他后来回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从成都回到邻水后,甘惜分立即开始行动,组织成立了“社会青年读书会”,聚集进步青年和中学生阅读抗日书刊。他还与自己的六哥
甘止善接办县《民众周报》,改为《邻水民众》,登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1937年的抗日移动宣传队。前排右一为甘惜分。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甘惜分等人发起成立了“抗日救亡歌咏会”,以多种形式上街宣传抗日救亡。不仅如此,他与
欧汝钦等人还组织移动宣传队,深入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寒假和1938年署假,两次下乡演出,宣讲党的抗日政策,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胜利消息,助推了邻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到了年底,甘惜分继续留在邻水已有遭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危险。此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熊复来信邀约他同去延安。甘惜分瞒着家人到熊复家中会合,一起经重庆到了成都。他们走后时间不长,县政府就对他们两人发出了通缉令。
到成都后与准备同去延安的张德昭、杨曙曦会合后,适逢成都党组织遭叛徒出卖受到破坏,一时找不到联系人。甘惜分解下腰间的布带,抖出缝在里面的一百多个大洋。原来,他把自己两年来的全部积蓄都带来了。可见当时甘惜分薪资不低,本已过上了小康日子,却抛弃一切来冒生命危险。
四个人有钱了,生活不愁,专心去找党组织,找到以后还要等着审查批准,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拿到了去延安的介绍信。几个人买了汽车票,经川陕公路到达了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随后用卡车载他们向延安进发。
1938年2月26日,他们终于到达延安。甘惜分口袋里用得只剩两个大洋了。他最后大方了一下,请朋友们到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饭。
熊寿祺在中国革命初期有过重要作用。他1925年秋在武昌、1926年在上海读中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去武汉,不久转为中共党员。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被推为士兵代表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扩大会议。熊寿祺多次率部参加创建及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作战。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调到前委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工作。1930年春随毛泽东参加“二七会议”,会后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4月初被指派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5月出席全国红军会议。6月中旬在返回红四军途中于漳州被捕。12月被驱逐去上海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
1931年春熊寿祺在上海寻找党组织期间继续求学,1932年夏转入光华大学,,并与党取得联系。1934年秋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6年春参与组织留日学生东京左翼文化运动大同盟,任执行委员。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任书记。参与领导东京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6月回国返四川。
熊寿祺回到重庆以后积极鼓励青年人接受革命思想,从事统战和抗日宣传工作。他经常与自己的表弟甘惜分通信,指导甘惜分的思想进步。他先后发现并吸收了一批优秀青年入党,其中包括欧汝钦(本网页有介绍),后者又发展了许建业(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依靠他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关系,熊寿祺给延安写信向毛泽东推荐邻水青年熊复,直接促成了熊复、甘惜分等人奔赴延安。
1940年,熊寿祺在任成都《华西日报》印刷所经理时被捕,被国民党监禁两年后回乡养病。
解放后,熊寿祺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交通部办公厅主任、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南民族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兼院党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71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
熊寿祺是甘惜分的亲戚,也是甘惜分参加革命的启蒙者。
熊复(1915—1995),邻水县坛同镇陡水坡村人。少年时期在家乡读小学、初中,后到成都读高中,受到革命思想和观念的熏陶。1934年前往上海复旦大学当“旁听生”,期间他有机会阅读到大量进步书刊。1935年回到四川继续读书。他带来的进步思想对自己同乡甘惜分的影响极大。
1936年熊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共。1937年约同甘惜分等人奔赴延安,入抗大学习。1939年奉抗大校长林彪之命,前往重庆为抗大招收学员。但由于时局变化,他被安排到《新华日报》工作,先后在编辑部任国际新闻编辑、编辑组长和编辑部主任。1945年5月任《新华日报》重庆分馆总编辑兼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社长。1947年3月撤回解放区,任《晋绥日报》副总编辑。根据时间判断,这一时期甘惜分在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两人重逢而且共事。
解放后,熊复先后在中南局、中宣部、中联部担任重要职务,曾担任新华总社社长,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95年1月3日,熊复因病在北京逝世。随后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熊复文集》(1—5卷)。
熊复对促动青年甘惜分参加革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两人终生保持着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