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甘惜分
青年甘惜分
作为一个文化青年,甘惜分先后到几所乡村小学任教师。这些职务并不稳定,有时他会“失业”一个时期。但无论如何,他收入要比农民高很多。

1935年,民国统一全国度量衡,每个县政府要增加一个雇员帮助推广。甘惜分参加了考试,当上了一个小小公务员。他潜心研究如何说服农民改用新制(比如:从一斤十六两的小两改用一斤十两的大两),编写了易学易记的口诀,很受欢迎。

公务员甘惜分
度量衡公务员

在小学和初中的学习经历使他的兴趣广泛。在工作之余他弹风琴、弹琵琶和月琴、指挥合唱、打乒乓球、网球和篮球,他还获得过邻水县的乒乓球单打冠军。

在县政府供职,每月工资为大洋若干,他的生活大大好转。但在甘惜分眼中,当时的社会黑暗至极,人民生活困苦,日寇步步进逼,中国实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立志要寻求救国之路,于是省吃俭用,存下钱来购买进步书刊。

甘惜分的一位表哥熊寿祺,是知名早期共产党人。他从上海、日本经常给甘惜分写信,寄来上海新出版的 《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促成了甘惜分的革命思想。这期间,甘惜分常读邹韬奋主办的《新闻周刊》,内心希望将来与邹韬奋为榜样,当革命的新闻记者。

1935年甘惜分被派到成都接受度量衡推广培训,与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同乡好友熊复会合。熊复曾到上海复旦大学旁听,有机会接触大量由鲁迅、邹韬奋等主编出版的进步书刊。甘惜分与熊复经常到成都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进步书刊,立下了参加革命的志愿。

正当此时,成都爆发了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甘惜分与熊复积极参加游行、聚会、读书会。他后来回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从成都回到邻水后,甘惜分立即开始行动,组织成立了“社会青年读书会”,聚集进步青年和中学生阅读抗日书刊。他还与自己的六哥甘止善接办县《民众周报》,改为《邻水民众》,登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甘惜分的移动宣传队
1937年的抗日移动宣传队。前排右一为甘惜分。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甘惜分等人发起成立了“抗日救亡歌咏会”,以多种形式上街宣传抗日救亡。不仅如此,他与欧汝钦等人还组织移动宣传队,深入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寒假和1938年署假,两次下乡演出,宣讲党的抗日政策,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胜利消息,助推了邻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到了年底,甘惜分继续留在邻水已有遭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危险。此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熊复来信邀约他同去延安。甘惜分瞒着家人到熊复家中会合,一起经重庆到了成都。他们走后时间不长,县政府就对他们两人发出了通缉令。

到成都后与准备同去延安的张德昭、杨曙曦会合后,适逢成都党组织遭叛徒出卖受到破坏,一时找不到联系人。甘惜分解下腰间的布带,抖出缝在里面的一百多个大洋。原来,他把自己两年来的全部积蓄都带来了。可见当时甘惜分薪资不低,本已过上了小康日子,却抛弃一切来冒生命危险。

四个人有钱了,生活不愁,专心去找党组织,找到以后还要等着审查批准,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拿到了去延安的介绍信。几个人买了汽车票,经川陕公路到达了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随后用卡车载他们向延安进发。

1938年2月26日,他们终于到达延安。甘惜分口袋里用得只剩两个大洋了。他最后大方了一下,请朋友们到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