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使得老师们无法继续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年，甘惜分自己也下去搞“四清”。
“文化大革命”开始，甘惜分听说人大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自己要求回来参加文革。1966年7月份，他回到人大，新闻系楼前楼后都贴满了标语：“打倒大叛徒甘惜分”、“打倒大右派甘惜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甘惜分”。这几顶帽子里，“叛徒”是指他曾被俘有嫌疑，还算有一丝依据；但“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的罪名，安到甘惜分这个正统马列主义派的学者头上却是莫名其妙。甘惜分被勒令住“牛棚”，门口贴着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他每天写检查、挨批斗、受侮辱，失去了自由。在“牛棚”里，一天到晚只准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文章，但甘惜分悄悄带去列宁的《哲学笔记》，在没人看到时阅读。人大两派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造反派”没时间监管这些“牛鬼蛇神”，于是命令：“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你们晚上回家，白天按时来‘请罪’，不得有误！”。这些话听上去恶狠狠，甘惜分却像听到了“大赦令”，心中暗喜。从此他每晚回家，就闭门读起《资治通鉴》来。可惜没出半年，又不准回家了。所幸他把这十六大本、几千万字的书也读完了。
到1969年底，人民大学被迫停办，教工大部分下放到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甘惜分一家五口，分散到四省市。他在干校天天扫地、扫厕所、打石头，干重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中国历史名著如《通鉴纪事本末》和李贽的《藏书》等等。
这一闹就是十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下台，一切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甘惜分当时六十岁，尚无事业成就。但甘惜分说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吴晗、邓拓这些人物的遭遇来，他受的屈辱算不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对甘惜分最大的损害不是批斗、不是屈辱、不是抄家，而是时间的浪费。
文革对甘惜分也不是没有正面作用。他失去了专心研究学问的机会，但却看到了在文革中新闻是如何被“四人帮”所利用的。经历浩劫的甘惜分，对新闻界之极左有切肤之痛，对中国新闻学理论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