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人帮”及其党羽被粉碎之后，甘惜分在北京张自忠路三号的住宅内经常高朋满座。大家十年不见，生死茫茫，今日欢聚，快如何之！加上老伴文家荣烧得一手好菜，大家说“甘家的饭好吃”，真是高朋满座。但甘惜分明白自己任重道远，多年的思想积累蓄势待发，事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甘惜分重新担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1979年，他写了《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一文，用洋洋洒洒2万字考证了“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个“禁区”并非党中央的根本方针。

甘惜分的“历史问题”，最终还是查清了。组织上正式恢复甘惜分党籍，党龄从1938年算起。人民大学的许多学生都惊呆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甘老师是一个非党员”，因为“甘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是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甘惜分说：“四十年了，我一直坚持着，很自信，相信会有今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我能活着，亲眼看到今天的胜利，最后的大胜利，自然高兴。”

1980年，学校为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要求每个系写一本书，但时间很紧，从4月开始至7月交稿，仅四个月。甘惜分立下军令状，保证四个月完成。他之所以敢于承担这一重任，是心中有数的。从1960年那次论战之后，甘惜分一直在思考新闻学的根本问题，从未停止。他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甘惜分的不二信念。但他同样认准：人民是党的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共产党。1980年上半年甘惜分全力创作《新闻理论基础》这本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教科书。他把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反对报纸不说真话，粉饰太平。甘惜分借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许多新闻观点，这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能想到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来写新闻理论的书，这是第一本。它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新闻现象，提出了过去没人提过的问题，冲破了旧式新闻学的俗套，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这本书开始只是内部参考，印了7000本。结果拿出去之后，中宣部指定全国新闻界评职称以《新闻理论基础》为统考辅助读物。出版社重印了好几次共20万册，对新闻学教科书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经历过文革之后，新闻界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重大问题。甘惜分认为中国新闻学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更多反映人民的呼声，因此他到处疾呼，政府部门应适当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尽管甘惜分仍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以发展社会主义为方向，但他的主张仍然显得十分大胆，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全国各地院校、媒体纷纷邀请甘惜分前去讲学。甘惜分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报社去访问、演讲，宣传他的新闻改革主张。他独树一帜的新闻思想也引起海外的兴趣，先后有日本、香港、台湾的新闻机构请他前去交流。他在访问美国期间，也借机参访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媒体，并与外国同行座谈交流。

甘惜分认为新闻界的一大作用是掌握人民舆论动向。在1986年他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自己担任所长。舆论所进行过大量民意调查，问卷中有时会出现与当时政策未必完全符合的尖锐问题。在当时国内环境下，这种大胆甚至造成有些民众的误会，把舆论研究所当作一个上访接待部门。

甘惜分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出访之外，发表了大量文章，并整理出版了多本著作。在1980年的《新闻理论基础》之后，1986年出版《新闻原理纲要》，1988年出版《新闻论争三十年》，2005年出版《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2007年出版《甘惜分自选集》，最后在2012年出版了《甘惜分文集》。除了著作之外，甘惜分还主编了《新闻通讯讲义》、《新闻特写选》。为了给中国新闻界提供必不可少的工具，甘惜分与1992年完成主编并出版了《新闻学大辞典》。这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型辞书，共180万字，收词5368条。全国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者为该书纂稿。

经常写作的同时，甘惜分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顶尖人才。他的博士、硕士生们，很多人后来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8年甘惜分教授退休。但他始终关心着国家大政，每天读书读报，坚持着理论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尽管他晚年的具体新闻主张与早期有不同，但甘惜分始终未曾失去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为自己年轻时就投身中国革命深感自豪。

由于他在新闻学方面的建树，甘惜分受邀担任了多个职务：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学会理事、全国记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吴玉章奖金新闻评审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等。中国传媒大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北京市颁发“邹韬奋园丁奖”。2015年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为甘惜分教授颁发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中国人民大学评定甘惜分为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