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荣在1951年前后

甘惜分的学生、亲戚、朋友、同事，人人都敬佩甘惜分老师身边的一位令人惊叹的人物。她就是甘惜分的夫人，文家荣。

文家荣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每天上班下班，她全面照顾着甘惜分的生活，而且还负责三个孩子的一切。熟人们知道，文家荣是甘家的主心骨。她勤劳能干，乐于助人，能力出众，经常成为亲朋聚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不少人信任依赖的朋友。但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文家荣很年轻时接受共产党的感召，不但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而且担任过危险的重庆地下党工作，在革命的艰难时期加入共产党，为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

1927年，文家荣出生在四川江北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由于离重庆不远且家境宽裕，她从小便衣食无忧，从私塾、小学、中学到高中，她始终接受着最好的教育。1943年文家荣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女中上初中。国民党政府深知培养青年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这样的学校，富裕家庭的后代们理应成为国民党的未来中坚力量，于是国民党便在校内设立三青团组织。文家荣由于学习好、组织能力强，被任命为分队长，后来国民党命令所有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于是原来的分队被直接扩充为区队，文家荣也顺理变成了区队长。这一“自然升迁”为她的将来带来了无尽的磨难，此为后话。

1944年她初中毕业后，随即被送入重庆文德女中（今重庆市第十一中学）上高中。私立文德女子中学，由加拿大的教会设立，在1940年代是重庆最好的中学之一。能进来读书的，都是女青年之中的佼佼者。但就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里，共产党的活动却生气勃勃。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事件真相，江竹筠（江姐）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文德女中，将宣传“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交给在这里读书的表妹杨蜀翘，要她把传单悄悄散发。可见从很早开始，共产党就着眼在这所学校发展基础。文家荣入学后，学校的地下党员老师对进步学生侯文川、孔庆伦，对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关心时局的文家荣、罗玉清等学生做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文家荣在进步老师和进步同学教育帮助下，思想提高很快，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和自己该走的道路。

1944年底，“中国学生导报社”（由复旦大学学生成立，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负责人之一的陈以文（中共党员，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到文德女中秘密成立“中导社”小组，面向整个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学生导报》这一进步学生报纸。在以文同志领导下，文家荣于1944年底被发展为社员。她由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文家荣等同学积极参加了《中导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发展订户、组稿、写稿、包装、发行，有时通宵达旦工作。当出版缺乏经费时，文家荣等同学还向亲友募捐，自己也节约捐款。除了报纸发行工作之外，文家荣还在校内参与了很多改造、建立进步组织的工作，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例如办壁报、发动同学订阅进步报纸、文艺宣传等等，争取使文德女中的同学们关心时政，接受进步思想。文家荣与同学们多次与校方进行巧妙斗争，突破了重重障碍，逐渐加强了文德女中的进步氛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日益暴露。文德女中“中导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在陈以文同志领导下，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文家荣与“中导社”社员、“中导社”之友和进步同学一起，创办工人夜校，开展文艺演出，组织学术活动小组，编辑进步刊物等，把真相传播给社会大众。面对国民政府的残暴镇压行径，文家荣等一大批进步同学无惧危险，参与或组织了多次民主运动和学生行动。文德女中在争民主、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中与市女中等校共同战斗，在运动中成了青年先锋。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了内战，同时更加紧了对学生运动和进步学生的镇压和迫害。文家荣十分活跃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富家小姐竟然站到农民共党一边，与自己的阶级作对，令当局无法容忍。文家荣、孔庆伦、罗玉清等人被文德女中无情开除，国民党并派特务对她们进行盯梢监视。面对生命危险，文家荣没有被吓倒。在陈以文同志帮助下，被开除同学转到其它中学，就像革命的种子，撒在新去的学校生根开花。文家荣与罗玉清转学进入重庆广益中学念完高中。广益中学是一所比文德女中更为封闭更高压的学校。在这白色恐怖严酷时期，文家荣根据所处环境尽力开展革命工作。她千方百计与关心时局对现实不满的同学联系，组织大家学习革命书籍。由于《新华日报》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她们靠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把重要文章和消息记录下来，油印并分发进步材料给文家荣联系领导的地下党员和社员以及进步群众。

50年代的文家荣

文家荣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1947年秋，陈以文同志发展文家荣、罗玉清等人加入了共产党。文家荣在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前后，党组织安排文家荣以家庭教师的职业掩护，联络领导市女中、清华等中学“云一社”工作，并跑交通、传情报，还与华蓥山游击队联系。

与文家荣同期参加革命的罗玉清，写了一篇生动的长文回忆文家荣，详细描述了当年她们当年在文德女中和广益中学开展革命地下工作所经历过的生死考验。文章的链接在这里以及右面，非常值得一读！在广益中学的石庆铨，也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他在广益中学受到罗玉清与文家荣的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的经过。

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断加紧镇压迫害革命力量。1948年，重庆市委的书记、副书记相继被捕叛变，导致数百名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遭到逮捕，重庆地下党遭到全面破坏。在八月，文家荣的上级领导人由于暴露而被迫转移，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面对白色恐怖和恶劣的环境，文家荣不顾个人安危，一直积极寻找党组织。经原文德女中“中导社”社员侯文川帮助，文家荣认识了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南岸区地下党负责人，经接受考察后终于在1949年5月恢复了党籍。文家荣以南岸私立正人女中的教务主任为社会职业，负责联系领导中央医院及磁器口兵工厂的党组织和社员。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重庆地下党人的艰难处境和不屈不挠精神。

直到1949年11月，重庆临近解放！当时地下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各工厂、大中学校都开展了护厂护校工作。文家荣联系的工厂、医院，以及她领导的地下党员社员联系的工厂学校的护厂、护校和接管工作，在她有力领导下，一切顺利。1949年11月30日晚，即重庆解放的前夜，文家荣组织周安的、石庆铨怀揣党组织给的五星红旗去市中心精神堡垒 (当时是市中心最高建筑，解放后改称解放碑）插旗。虽然国民党军警已逃跑，但城里还有大批特务和散兵游勇，这项工作还是有一定风险。他们勇敢地将五星红旗插上了精神堡垒顶层。第二天解放军入城即远远看见插在高处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前来欢迎解放军的工人、学生、市民看到飘扬的国旗也很激动。文家荣还参与了重庆市解放当天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工作。

甘惜分与夫人文家荣

解放后，文家荣在中共重庆市六区委负责宣传工作，有时会与新华社打交道。经同学好友介绍，与当时任采编部主任的甘惜分相识。他们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共同的理想与信念使他们结为终生伴侣。1952年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文家荣调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1954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她跟随丈夫一起调到北京。

到了1955年底，家里有了第三个孩子。为了让甘惜分能够专注于工作，文家荣独自一人把全部家务包下。这里讲的全部家务，没有丝毫的含糊。家里的一切杂事，甘惜分都不必操心。用她的话来说：“家里的油瓶子倒了都不用老甘扶。”照顾三个孩子，洗衣、买东西、做饭、清洁、做衣被、开居民会、家长会、参加社区活动、与邻里建立好关系，样样都由她来做。不仅如此，她做这些事都非常出色。三十多年期间，家里曾遭遇过不发或少发工资的困难时期，但她精打细算，从来没有过入不敷出的情况。她做的四川菜在所有亲友中有很高的口碑。文家荣如果请客吃饭，大家都愿意来。在她的细心照顾下，甘惜分生活无忧，避免了杂事的干扰，几十年期间都可以遵循自己规律的生活习惯。必须要讲，这是他后来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6年全家福

但文家荣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家庭主妇。她在繁忙家务之外，有着自己的全职工作。1954年10月到北京后不久，文家荣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先后在博物馆办公室、陈列室、行政科工作。她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对人热诚，办事细心，在机关里是人人尽知的人物。文革期间她被下放到了位于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在周围众多文人干部之中，鹤立鸡群，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她挑着很重的担子向稻田送饭，那个活连很多男人都干不了。她一个地主小姐出身，却与劳动人民无异，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做到的。文革后，她被任命为博物馆服务公司经理，从无到有，把食堂、小卖部、礼堂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直到1988年底离休。街道居委会很早就知道文家荣的能干，一听说她离休了，马上来动员她去街道工作。但由于她还要照顾全家生活，才没有答应。

白天工作、早晚家务，应当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但她还要花时间学习！过去高中毕业后忙于地下革命工作，文家荣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她深为了解知识的重要，因而不放过一切机会参加学习。在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夜校。在全力操持家务、繁忙的日常工作之外，文家荣每星期数个晚上到夜校上课。1960年以后，北京成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她报了中文专业。那时私人根本没有电视机，唯一可看电视的地方就是博物馆的一台黑白电视。文家荣就在下班以后，多留一两个小时上电视课，然后再回家操持家务。就这样持之以恒，文家荣最终在中文专业毕业。她把印有“校长吴晗”大印的毕业证书摆在书架上，每天都可以端详一会儿，可见她深知这个成就来之不易。

在下放劳动中的文家荣

在政治上，文家荣却连续多年遭受到不公正的怀疑。中共在对待三青团历史问题上一向有个界限：三青团区队长及以上干部被视为国民党骨干，属于严重历史问题。文家荣在初中期间曾经是区队长，但她的经历有其特殊性：她是被要求集体加入三青团，并不是出于自愿。她本来担任的是分队长，后来由于更多学生被集体加入，分队变成区队，她便从分队长变成区队长。这与那些通过积极表现而得到提拔的三青团骨干有着本质区别。更何况，她在1947年便已加入中共，不顾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可惜，一些党员干部受极左路线影响，揪住文家荣在十三、四岁时加入三青团一事死死不放，在60年代初以“有严重历史问题”为由，开除了文家荣的党籍。不仅如此，每年在临近重大节日之前，革命博物馆便把文家荣“派去”在北京郊区的农场、饲养场几个月。名曰干部参加劳动，实为对“不放心人员”的预防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是受到了反复审查。与甘惜分一样，文家荣坚信自己的清白，坚守自己最初参加共产党的信念，持续向上级申诉。直到文革结束后，她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重庆地下党人文家荣最终摆脱了这个不白之冤。

甘惜分与夫人文家荣

虽然遭到某些人的无端怀疑，但文家荣在热情助人方面却毫无保留。她非常关心朋友、同事的状况，经常问寒问暖。对于家境困难的朋友、亲戚，尤其是那些人家的子女，文家荣尽量帮助。在困难时期，她会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为别人家庭买食品、给他们寄钱、让他们来家里吃饭。每当自己得到一些好东西，马上会想到分享给朋友们。她办服务公司时需要雇工。那时四川江北的家乡还是穷乡僻壤，人们生活困难。她就相继把村里的人们介绍到北京打工，学习技艺。先来的人站住脚之后，她又持续介绍，最终村里很多人都到过北京打工，学习之后有人回去创业，使得村里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善。村里有人感叹说，文家荣一个人救活了一村人！由于她热情助人，大家也乐于回报，于是在那个一切都要票据的时代，文家荣经常会得到别人送来的各种票，然后分发给其他亲友。朋友们从她那里常可得到一些食品、用品票，电影票、演出票、游园票... 在很多人心中，“有事找文家荣帮忙”，不仅因为她总愿意帮，而且她确实有神通。

甘惜分与夫人文家荣在美国参观《华盛顿邮报》

• 罗玉清写下生动长文回忆文家荣
• 石庆铨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