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1956年在北京大学

那时，北京大学刚刚建立了中文系新闻专业。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原系美国创办，教师和教材均是燕大遗留。中宣部要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教学，于是北大要求中宣部派来具有党报工作经验的教师。甘惜分以前有过教学经验，就调他去了北大。

9月1日，甘惜分持中宣部介绍信到北京大学报到。一进北大校门要填张表，他如实填写学历“初中”。让他填表的同志很吃惊，怎么派个初中毕业生来当大学教授？他问：“你的最高学历是什么？”甘惜分答：“延安马列学院。”对方这才放心。只有初中毕业证书，后来在延安马列学院上过课的甘惜分，踏上了北大的讲坛。

尽管甘惜分教过八路军高级干部，对教师工作并不陌生，但他接受的任务是讲授新闻理论。苏联高级党校虽然有新闻系，但没有新闻理论这门课，只有“苏维埃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这门课，很薄的一本提纲。其中可以称得上是理论的只是提纲中的第一章，有概括性的几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终生涉及新闻工作，发表过一些新闻工作的论文或一些言论，但他们没有写过新闻方面的着作。在中国，中共历代领导人都从宣传开始他们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就发表过许多关于新闻工作的言论，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都没有系统化为新闻学著作。

那时还有“新闻无学”的观点，认为许多名记者和名编辑都不是从大学新闻系出来的，干新闻这一行只要有较高政治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就够了。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现在全国需要大批新闻干部，北大必须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使他们具备良好的的品德和修养，且掌握中外新闻史、新闻采访、编辑、摄影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甘惜分深感自己必须抛开以前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著作，闯出一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路子来。他既不能照搬外国那一套东西，也不能只讲党史上那些新闻工作指示，而是必须把这一课程作为一门科学。甘惜分不得不自己制订新的教学大纲。他根据自己在新华社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历，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观点、中共中央历年关于新闻工作的决定、指示和经验总结加以精简，结合进他的课程，这样逐渐探索一条新路。

很快，“反右派”运动开始，“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十分激烈。甘惜分的思想基本偏左，认为如果对党有意见，应当在党内讲。其实这时甘惜分还没有恢复党籍，但他严守党纪，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建立，人手严重不足。新闻学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于是大家提出应当把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是党中央直接办的大学，政治性强。教育部批准了这个建议，北大新闻专业于1958年合并到了人大新闻系。甘惜分随之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探索中国新闻理论学的任务在那个时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几年政治运动不断：“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批右倾思想，不断干扰他工作。

甘惜分在业余时间也没闲着。他的四川老乡、也是延安抗大出来的好友钟惦棐是著名电影评论人。在他的影响下，甘惜分也常在电影专业期刊发表影评。他的评论多从艺术角度出发，而不是面向观众的电影推销，在当时尤显珍贵。因此当时电影理论界非常希望甘惜分能彻底“改换门庭”，完全投身于电影界。甘惜分由此得到了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经常到白塔寺附近的内部放映厅去看电影。尽管如此，甘惜分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新闻学者，因此最终停止了电影评论。从后来“电影被管得太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不能不说这是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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