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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甘惜分在山西根据地

甘惜分随着罗瑞卿率领的一万八路军，渡黄河、过吕梁山、过汾河、跨太行山，到达晋察冀边区。时逢八路军120师从冀中军区来到晋察冀军区休整，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干部会打仗，有经验，但不懂马列主义，你们从延安出来的政治教员，能否派两位来培训我们的干部。罗瑞卿答应了。就这样，甘惜分进了八路军120师。

他们到达师部那一天，一二〇师几位最高领导人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都出来迎接。120师随后抽调各部队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训练班。这个高干班前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四个月，先后有一百多位高级干部来听课，他们之中有余秋里、廖汉生、冼恒汉、杨秀山等，很多人都曾在红军中当过师长和政委。

部队后来回到了晋绥军区，甘惜分被借调到中共晋绥分局党校任政治教员，讲了两年的政治课，学员都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

甘惜分（二排右二）与《晋绥日报》同事们的合影，有常芝青、纪希晨、力群、鲁石、马烽、西戎、师海云等

1943年甘惜分回到了120师政治部，在研究室担任政策研究员，下乡做过农村政策调查。有一次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俘。日寇及伪军对他严刑拷打，逼问他的职务。甘惜分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普通文化教员，什么军情都不知道。敌人问不出情报，时间一长就对他放松了戒备，还支使他去跑勤杂。就这样过了四个多月。有一天到了一个县城，听到老百姓说城外山上有八路军。甘惜分心中大喜，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跑了。到山上到处问哪里有八路军，结果游击队闻讯就来了。死里逃生的他终于回到了部队。然而，甘惜分在此以后经历过多次审查，党籍也被撤消。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的清白，等待着党组织最终澄清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终于等到了最终结论，恢复了几十年的党籍，此是后话。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华社要求晋绥军区每天写一篇军情报告。这是甘惜分与新华社工作关系的开始。1946年1月，甘惜分作为新华社记者去绥蒙前线，潜入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同市。他被阎锡山军队特务发现，强制押送“出境”。回来后他写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阎军虐待我战俘作苦役》等，揭露了阎锡山留用日俘真相，新华社给予了广播。中共绥蒙区党委发现了他有着记者才干，于是要求调动甘惜分去新华社绥蒙分社工作。从此，他与新闻事业正式结缘。

绥蒙日报

内战即将爆发，中共绥蒙区党委筹建《绥蒙日报》，甘惜分受邀参加并题写了报头。但在8月的张家口战役失利后，《绥蒙日报》的印刷机器丢失，不得不停办。甘惜分为了向人们传播其它解放区的捷报，就创办了绥蒙军区的油印版《今日新闻》。他每天手抄新华社的广播，然后刻蜡板油印，每天在附近乡村张贴，让党政军民了解大局。

甘惜分（左二）采访晋绥边区民兵战斗英雄

在晋绥边区，当时《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在体制上是合在一起的。甘惜分先在《晋绥日报》，后来调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总分社下辖五、六个分社，甘惜分每日看稿、审稿、改稿、发稿。在晋绥日报的几位同事，如美术科负责人李少言，《晋绥日报》随军记者、新华通讯社绥远分社记者、社长师海云等，成了他的终生好友。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短稿就是甘惜分经手的。那时新华社大力倡导写短新闻，甘惜分把由记者写的有些冗赘的原稿加以精简，然后编发给总社。这篇短稿引起了极大关注，《晋绥日报》后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在陕北的毛泽东知道后，题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

1940年平山县会口村120师师部驻地，由120师摄影科长蔡国铭拍摄。120师读书班的学员毕业照，此读书班的队长是廖汉生。前排右1为周士第、右4为关向应，2排右2为甘惜分，山坡上最后一排右3是贺龙。

1948年4月，毛泽东路过晋绥边区时，在兴县城西15里的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人员谈了话。甘惜分在场聆听并做笔记。毛泽东在谈话中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后来此谈话记录成为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收录于《毛选》第四卷。

1949年，全国形势大变。党中央从晋绥派出一批新闻工作干部和其他干部赴湖南，随二野大军解放重庆。甘惜分结束了在晋绥总分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