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荣1927年3月出生在重庆市江北县一地主家庭。她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她先后在同仁坊私塾、龙王乡小学、静观志达中学、巴县女中、文德女中、广益中学，完成了小学到高中学业。她在文德女中上高中时，在党的教育下追求真理和理想，于1944年底参加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和组织的地下秘密组织“中国学生导报社”，成为“中导社”在中学发展的第一批社员，走上革命道路。经过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文家荣于1947年11月参加共产党。在党领导下，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经文家荣和其他社员的共同努力奋斗，文德女中从一所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统治的学校成为重庆市进步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成为历次学生运动的骨干，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文家荣1948年1月高中毕业后，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领导兵工厂、中央医院和学校地下党的工作。建国后她以满腔政治热情投入工作，工作很有成绩，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视。但在右倾思潮影响下 ，她在60年代初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尽管历经坎坷，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逆境中，她始终信念坚定，以高度党性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改革开放后，她的问题很快得到平反，恢复党籍。文家荣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一 、 青少年时期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夏，文家荣到文德女中念高中一年级。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用封建专制的礼教管束学生，对学生思想控制，行动束缚，规定学生不准会客，不准参加校外活动，集会要登记，不准看进步书报。学生办的壁报和信件要接受检查。学校要学生信奉上帝，学习圣经。吃饭前唱感谢上帝的“谢饭歌”。在学校里，空气格外沉闷、窒息，似一潭死水。

文家荣在抗日战争中成长，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国家时局的学生。1944年春，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60万大军一触即溃，不战而逃，大片国土被日寇占领。不久，日军打通粤汉路，国民党消极抗战，又一次溃败，日本侵略军军长驱直入，占领贵州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 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家荣和许多同学为国家民族危亡，国民党消极抗战，腐败无能，深深忧虑，心中苦闷、彷徨。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胜利在望。在国统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极度沉闷的政治空气被打破。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应积极组织力量在青年和大中学生中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开展青年和学生运动，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初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指示他直接领导的文德女中地下党员教师刘文范，联系和组织学校地下党员靳鲁雨、王仲雄、周微林、周瑞华等教师，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和革命活动，将学校建成党领导下的革命据点。

负责文家荣这个班思想工作的是地下党员靳鲁雨老师。他对进步学生侯文川、孔庆伦，对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关心时局的文家荣、罗玉清等学生做思想工作，讲形势，讲时局，讲国民党反动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讲共产党的主张，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靳老师还组织文家荣等学生读进步书刊，定期讨论时事。进步老师还在课堂内外采取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如靳鲁雨老师在历史课中，根据《新华日报》上乔冠华每月撰写“时事述评”，每月对学生进行一次高质量的时事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腐败无能的情况下，青年学生应有所作为。这既扩大了学生的眼界，又提高了学生的思想。

1944年9月“中国学生导报社”副社长、复旦大学学生地下党员陈以文同志（陈以文同志1940年未成年即入党，1949年11月29日殉难于渣滓洞，年仅26岁），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布置，到重庆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大学及南开、文德等几十所中学开展有计划有领导的革命工作。陈以文同志将文德女中作为中学工作的重点，定期到学校联系布置工作。

“中导社”一方面是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地下组织；另一方面面向整个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学生导报》这一进步学生报纸，是当时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生报纸。《中导报》从创刊之日起，把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引导教育学生走向进步，并将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文德女中在陈以文同志热情深入细致的帮助下，“中导社”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以文同志将文德女中进步同学和倾向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以班级为单位成立读书小组。文家荣参加了读书小组。文家荣在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陈以文辅导大家理解这些书的内容。文家荣和小组同学都订阅《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定期讨论分析形势和时局。读书小组同学还阅读鲁迅、茅盾及苏联的进步文艺书籍。以文同志还组织读书小组成员到复旦大学“中导社”社员范泰枢同志（解放后范曾任重庆市江北区政协主席）家聚会。文家荣、侯文川、孔庆伦等同学曾多次在这里与思想水平更高更活跃的复旦、中央等大学同学一起学习，帮助提高大家的思想。这些活动也有市女中等中学同学参加。我们互相交流开展进步活动的情况，在学生运动中互相联合行动、互相支援。以文同志还经常让侯文川，文家荣等同学到中导社社员沙鸥家开设的重庆中宁公司处向他汇报情况，研究工作，接受任务。新华日报的曾德林同志（1940年曾任地下党中共江北县委书记）也在中宁公司楼上与陈以文同志研究工作。

陈以文同志组织进步同学侯文川，孔庆伦等人，按照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与文家荣、罗玉清、左琳华等一批关心时局、倾向进步同学交朋友。她们在一起谈时局、谈理想，谈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后她们成了为革命共同奋斗的知心朋友。文家荣在陈以文、进步老师和进步同学教育帮助下，思想提高很快，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和自己该走的道路。

在以文同志领导下，文家荣等同学积极参加了《中导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发展订户、组稿、写稿、包装、发行，有时通宵达旦工作。由于出版缺乏经费，文家荣等同学还向亲友募捐，自己也节约捐款。为筹集经费，《中导报》在重庆胜利大厦举办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有国立音乐学院、中央大学音乐系、育才学校音乐组。文德女中文家荣和一批进步同学参加了布置会场、打扫卫生、收票、维持秩序等演出的全部服务工作。以文同志与张雪梅、文家荣等进步同学研究，为了团结全校同学，开展校内外的进步活动，我们必须取得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文家荣等在同学中工作，终于将校领导掌握的学生自治会改选，进步同学张雪林、孔庆伦当选学生自治会正副主席。 学生会设学术、文艺、体育、总务、伙食等组。各组组长也由进步同学担任。学生会主席、各组组长与一些进步同学定期研究工作。从此便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开展团结教育同学的校内外的进步活动。学生会各组根据同学的兴趣爱好又能提高思想组织各种活动。学术组由文家荣负责，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小组”、“时事学习小组”。为了帮助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学术组还动员组织同学订阅《新华日报》、《中国学生导报》等进步报刊，并组织学习讨论。报纸订户发展很快。文家荣所在班和其他一些班级，从只有少数人订阅《新华日报》到大多数同学都订阅了，《新华日报》影响越来越明显。许多同学从只知埋头读书到关心时局，从对国共两党缺乏认识，到反内战、反专制独裁、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日，成了大家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同学，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开始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学生会还办了“不夜天”壁报。壁报很受同学欢迎。壁报介绍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介绍进步文学作品，反映同学意见要求。壁报是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同学的一个阵地，但常常受到校领导干预，不准登这，不准登那。文家荣、张雪林几位学生会领导，在一期“不夜天”壁报上提出了“反对禁假，反对拆阅信件，反对检查壁报，反对奴化教育”的口号，但却遭到校长刘哲如和教导主任刘青主任反对，强令“不夜天”壁报停办，并将这期壁报撕毁。这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文家荣、张雪林等组织同学们一夜间贴了十几张不同刊名的壁报表示强烈抗议。同时由学生自治会出面与刘哲如谈判说，许多同学爱好写文章，办壁报是在课外练习提高写作文的好方法。刘哲如没想到停办壁报引起众怒和这样大反应，而学生会又是采取向她汇报的方式，她不得不取消检查信件、壁报等规定。同时她也同意取消不准会客、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等无理规定。这使得长期以来束缚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为之一变，同学们都很振奋。在重新出刊的“不夜天”壁报上肯定了校长刘哲如能听取学生意见，缓和了刘哲如和学生自治会和进步同学之间的矛盾。这使校内外的政治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张雪林、文家荣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研究决定，文艺组组织和引导同学阅读进步文艺作品，主要是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著作，也组织阅读苏联高尔基的《母亲》，以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著作。文家荣、侯文川等同学还去请了同学们喜爱和敬仰的茅盾、老舍、田汉、安娥等近十位著名作家，来校演讲。茅盾是文家荣、侯文川、罗玉清去茅盾家里请他来校作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茅盾报告对鲁迅著作进行了介绍分析。他讲到动情处，声音缓慢而低沉，会场寂静。既帮助同学提高了文学欣赏水平，又使大家加强了对黑暗旧社会的认识，同时又启发引导了更多同学去阅读进步书籍。老舍先生来校作报告。是进步同学朱效梅，郭秀清请来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广泛团结同学和活跃学校生活，文艺组多次组织话剧演出，如《雷雨》、《日出》，以及《红楼梦》改编的话剧等。《不自由，毋宁死》一剧由南方局青年组联系中华剧艺社派著名演员来校指导演出。郭沫若的《孔雀胆》话剧，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在南岸公演三次，引起轰动。另外还演出《朱警察查户口》、《朱大嫂送鸡蛋》等歌剧。参加演出和协助演出同学大多思想觉悟水平有提高。文艺组还组织了音乐合唱团。学校原只有唱圣歌的唱诗班，唱诗班定期开演唱会。同学们普遍喜爱音乐，但满耳是圣歌声。音乐合唱团主要是唱民歌。为了使更多进步歌曲进入学校，以文同志提出请育才学校音乐组来校演出。学生会向学校提出这一要求，教导主任陈朝栋坚决反对。文家荣、张雪林等几位进步同学商量，利用校长刘哲如与陈朝栋的矛盾（校长早已察觉陈朝栋觊觎校长职位，欲取她而代之），他们去找刘哲如说，你和同学都喜欢音乐，育才学校音乐组来校演出是好事，但陈朝栋拒不同意。刘听说陈不同意，立即说我同意。育才学校音乐组来学校演出时，因观众太多，只能在学校操场演出。演唱了《朱警察查户口》、《兄妹开荒》、《古怪歌》、《茶馆小调》等进步歌曲，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从此进步歌曲就在学校流行开来了（参加这次演出的指挥陈贻鑫解放后担任中央音乐团的指挥，杨秉荪担任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杜鳴心是著名作曲家）。以后还组织了钢琴、小提琴小组，团结了更多爱好音乐的同学。

育才学校音乐组来校演出后，我们为表示感谢，由进步同学鄢有明送他们回育才学校。不巧鄢到育才后感冒发烧，病好后，育才学校让陈立华同学送他回我校。教导主任陈朝栋极力反对的音乐会开成功了，他伺机报复，扬言说陈立华来校为共产党宣传，他已向警察分局报告，并派人将陈立华捆绑到他办公室看管起来。事情紧急，文家荣与一些进步同学立即分头到各班动员组织同学将陈朝栋的办公室层层包围起来，准备必要时抢走陈立华同学。文家荣、孔庆伦、侯文川等几十位同学进入陈朝栋办公室，要求陈放人。文家荣和侯文川几位同学在陈面前据理力争，让他放人，孔庆伦等几位同学在陈背后用拳头敲打陈背部，办公室外同学们用木棒桥窗户，高声齐喊＂陈朝栋放人＂。陈仍拒绝。趁着陈无暇他顾时，罗玉清赶紧将陈立华带出办公室，与一夜校工友立即送陈立华从南岸过江，到市中区后，见无人跟踪，他们才各自分别回校。此事让陈朝栋在全校师生面前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也大大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因而当时他没敢处分反对他的学生。

文家荣等进步同学，为团结教育学校工友办了工人夜校。学生除学校工友外，还有学校附近丝厂的青年工人和附近上不起学的穷苦青年。夜校教材是文家荣等人编写的。除教文化课，还讲时事，讲国民党政权对工农的压迫剥削，讲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夜校提高了工友们的思想觉悟，也加深了与进步同学的感情。他们对进步同学的活动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传达室工友、工人夜校学员李保忠，主动替夜校老师传递书信。陈以文同志每次来校联系工作，李保忠都主动进行掩护。李保忠将传达室作为进步同学与外界的联络点。学校领导告诫同学不准订《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报童来校送报时，工人夜校学生小王让报童悄悄进入学校，在下课时很快将报纸放入订阅同学的课桌内，从未出过差错。文家荣一直在工人夜校任教师，负责编印教材，参加夜校领导工作。

通过学习和参加进步活动，文家荣等一批同学受到锻炼和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认识到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反人民本质，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党。根据这一情况，南方局和进步活动青年组决定在文德女中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学生导报社”。除了在学校内开展进步活动，陈以文同志还多次组织文家荣等进步同学去校外听董必武、郭沫若等同志演讲，参加进步集会秘密小组。从1944年冬到1945年初，相继吸收了21位进步同学参加“中导社”。文家荣于1944年底被发展为社员。她由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字（1990）38号文件规定，“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社”，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加入这一组织之日算起”。“中导社”秘密小组建立后，侯文川、文家荣、孔庆伦等研究，为了更有计划有组织团结更多同学进步，对安排联系哪些班级、哪些同学，以及如何开阵进步活动和学生运动，都有明确分工。

二、奋战在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中

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人民和大中学生沉浸在狂欢中，大家强烈希望国家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富强的道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日益暴露，行动极其露骨，激起全国人民和学生反对。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出壁报、开座谈会、发宣言，反对内战。1945年冬昆明学生首先起来集会，罢课、游行，1945年12月1日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开枪打死师生4人，受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为声援昆明学生斗争，重庆学生走在这场斗争前列，成立了重庆市学生“一二．一”惨案后援会；《中导报》与重庆市25家报刊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不要内战的呼吁；《中导报》还联合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以及《大学新闻》等报刊，发表声援昆明死伤师生告全国同学及全国同胞书。12月9日重庆市各界在长安寺举行了声势浩大追悼会，到会三千多人，共计连续举行了三天。文家荣和文德女中的同学参加了追悼会，送了挽联。

文德女中“中导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在陈以文同志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活动。侯文川、文家荣等社员分头到各班级向同学宣讲国民党的血腥暴行，宣讲“声援昆明死伤师生告全国同学及同胞书”，以及追悼会的情况，使同学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同时文家荣等人组织同学给昆明同学写慰问信、上街卖报、演话剧、擦皮鞋、募捐。大家将筹集到的钱款由“中导社”转给昆明同学，同时边干边向群众宣传。文家荣、侯文川代表同学写慰问信。信中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用鲜血铺成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道路”。“中导社”社员侯文川在同学中宣传“一二．一”血案时，被训育主任先某发现，先某说侯文川在进行共产党宣传，在还未放暑假即将大考前，被学校勒令退学。侯文川是中导社员中第一个被默退实为开除的学生。这也使“中导社”社员和进步同学看清了学校领导的反动面目，提高了警惕。

1946年初在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至1月3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瞩目。在政协会议期间和会后，在南方局领导下，重庆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中心是“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对政协会议谈判和斗争起到了有力配合作用。按周恩来同志指示，要让广大群众了解会议进展情况。由许涤新同志联系陪都各界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政协会议期间“协进会”在沧白纪念堂举行了八次会议，由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并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听众踊跃，每次会议都有各界人士数千人。国民党反动派一开始就害怕群众关心了解政协会议情况，每次会议特务打手都进行破坏捣乱。1月16日、17日政协代表张东荪、梁漱溟讲国家需要和平民主时，特务向主席台扔石头，大喊大叫进行破坏。另一次会议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讲了共产党主张，还讲蒋介石主席在政协会议上宣布实现人民四项自由，停止内战，一切问题可用协商来谋求解决。特务一枪击坏吊灯，全场漆黑，并用砖头扔向主席团。这引起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愤怒，称为“沧白堂事件”。适逢寒假，文家荣等“中导”社员和一批进步同学参加了全部八次会议。会场内外特务无处不在，一次文家荣、罗玉清发现有特务跟踪，她们机警地甩掉了跟踪特务。

文家荣等同学回校后分头向各班级同学及通过召开学习小组等方式，介绍和宣传沧白纪念堂的情况。经“中导社”安排，文家荣等社员还到其它中学向同学宣传。她们向同学说明：国民党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坚持反和平、打内战、反民主、专制独裁。许多同学曾对政协抱着希望，以为国家从此将走向和平民主，但沧白纪念堂事件让大家丢掉了幻想，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

1946年1月30日政协会议闭幕。2月10日23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起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大会在市中心较场口广场举行。各界各阶层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经“中导社”组织，文德女中文家荣等社员和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参加了大会。大家排好队等着开会。会议即将开始，一群特务在主席台上殴打主持会议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人，他们受了伤，被群众保护救走。我们和会场群众高呼：“不准特务打人”，“不准特务行凶”。有二千多特务冲进广场，用铁棍殴打群众，受重伤的多是朱学范先生领导的劳动协会工友，这就是有名的“校场口血案”，震惊全国，也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影响。蒋介石在政协闭幕会上致闭幕词，信誓旦旦宣告他势必忠实信守政协决议，组织联合政府。没几天他就翻云覆雨，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言而无信，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反动面目。

文家荣、孔庆伦等社员代表文德女中同学，捧着鲜花到李公朴先生家慰问受伤头上缠着绷带的李公朴先生。还到医院看望慰问受伤的冉瑞武、梁永思、顾柱衡等劳动协会工友。文家荣、许英儒等同学还与受伤工友交为朋友。文家荣、孔庆伦等参加较场口会议的社员、进步同学回校后，义愤填膺地向全校同学和教师职工中广泛宣传“较场口血案”，同时组织同学阅读《新华日报》、《民主报》、《中导报》等报纸有关较场口事件的报导和评论，揭露国民党残酷镇压宣传政协的活动，这暴露了国民党处心积虑反和平、企图发动内战的反动面目。这激起了师生的公愤，为以后文德女中积极参加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打下思想基础。

次年，受群众敬仰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闻一多、李公仆在昆明先后遭特务暗杀，这特别引起知识界、各民主党派，尤其是全国大中学校师生的强烈愤怒。重庆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也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和追悼会。文家荣等“中导社”社员和一批进步同学携带挽联参加了追悼会。回校后，她们将暗杀事件和追悼会情况向同学传达和宣传时说：他们领导群众和大中学校师生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择取卑鄙的暗杀手段，企图恐吓镇压反对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

1946年2月，国民党煽动反苏游行。在陈以文同志指导下，组织中导社社员团结教育同学用各种方法不参加游行。我们采取装病、家长证明事假病假，或游行过程中退出，使学校游行人数大为减少。文家荣与几位同学通过与进步同学关系好的医务室的两位医务人员，以感冒为由，住在学校医务室不参加游行。

1946年，蒋介石加紧内战，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动摇其反动统治。这一年，文德女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活动，接连不断。其中影响较大的事，教师张泳云被歹徒枪伤事件，又一次掀起了斗争烈火。1946年3月3日傍晚，文德女中教师张泳云与徐先冰由城返校，在距校不远处，遭三名持枪歹徒抢劫，张老师给了金项链，但不愿交出订婚戒指，歹徒竟开枪击伤她的头部，当即流血满面，重伤昏迷。中导社社员很快动员同学将张老师送医院抢救。文家荣等社员组织同学献血、捐款、护理老师。文家荣等社员带头献血。左琳华等社员走了许多药店才买到救命药盘尼西林。学生自治会代表要求学校领导出面与政府交涉严惩凶手。学校所在地十八区政府派出保安团成员王振汉等人来校“了解情况”，徐先兵老师吃惊地认出王振汉就是开枪打伤张老师的劫匪！此消息立即在全校传开，激起了全校师生之愤怒，教师罢教、学生罢课。3月5日全校师生到市区保安路市警察局游行请愿，并提交请愿书，要求严惩凶手王振汉。这场斗争立即得到《新华日报》《民主报》《中导报》等报刊的声援，发表了消息和评论。3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张泳云老师被区政府工作人员抢劫受重伤的消息。社会各界人士也给予极大支持。知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特地找了著名律师史量为文德女中做法律辩护。史量气愤地说：“太岂有此理了，我来替你们辩护”。反动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将王振汉拘留起来。市区政府感到此事对政府声誉有很大损害，暗中放纵王振汉及其后台派人找到徐先冰老师威胁她说：“你必须改口说你看错了人，此事不是王振汉干的，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徐老师知道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她被迫改口说认错了人。区政府立即释放了王振汉。王振汉特意骑着马，由许多人簇拥着耀武扬威绕文德女中校园走过，一边走，一边大放鞭炮。这使全校师生更为愤怒，立即向各界人士披露王振汉威胁受害人真相。《新华日报》《民主报》等报纸都发了有关消息和评论。4月27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家荣、张雪林起草的文德女中一群学生“我们的呼吁”时，还发表了评论文章“从文德女中枪击案说起”，揭露真相，呼吁政府严惩凶手王振汉。但王一直逍遥法外。此事引起了各界人士和社会的极大反响和关注，也教育全校师生和全市各大中学生进一步认清了当前社会十分黑暗丑恶，政府军警横行无忌残酷欺压百姓的现实。

三、反对参军，反对军训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为了准备内战，利用同学的爱国热情，号召同学们参加青年军。一些同学包括个别倾向进步同学愿去参军。以文同志让“导报社”社员告诉欲参军同学，国民党组织青年军不是为了抗日，而是准备内战。经文家荣、侯文川组织社员分别做欲参军同学的工作，做到了学校没有一个人去参加青年军。

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初，国民党为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为反动军队发动内战培养后备力量，国民党教育部门下达命令，规定从1946年开始，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必须参加三个月的集中军训，才能升学和就业。在陈以文同志组织下，文德女中和市女中首先发起全市中学毕业生来反对军训。文德女中负责组织，市女中负责宣传。市女中与文德女中的中导社社员一向是在各种运动各种校际活动中互相配合互相战斗。文德女中中岛社社员迅速行动，文家荣等社员，首先在学校同学中进行宣传，结合同学的切身利益，主要讲抗战八年和平来之不易，搞军训目的是什么？还讲军训影响学业，影响考大学。并分头到全市各中学做工作。文家荣、孔庆伦负责联系南岸广益、懿训、精益、南山等八所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这八所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当场同意联合起来反对军训。

“中导社”和其他进步团体组织各界反军训座谈会。会议主持人宣布这个会也是记者招待会。有各界人士包括新闻界代表、教师、家长、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参加。各界代表慷慨陈词：抗战胜利了，搞军训目的是什么？严斥军训是为内战做准备的反动目的。家长代表表示决不让子女参加军训。《新华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发表报道和评论，支持学生反对军训。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学生的坚决反对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支持，只好取消了这次军训。但是市女中当局将站在斗争前列的舒玉璋、郭亮路开除，文德女中文家荣等进步同学受到处分，这使全校师生又一次认识了社会的黑暗腐败。

四、反对校方反动压迫，反对在学校建立三青团

随着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高涨，文德女中在争民主、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中与市女中等校共同战斗，在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内战，一方面强化反动统治，在学校加强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和镇压。文德女中反动校领导紧跟形势，采取各种办法对学生进行压制和恐吓。1945年夏，教导主任陈朝栋分头找他认为的进步同学谈话，每次二、三人。他首先找了文家荣、侯文川说，他上大学就参加了共产党。他发现共产党是在欺骗幼稚青年，他即坚决脱离了共产党，他希望学生们不要上当受骗。大家事先约好轻蔑地对待这个恬不知耻的叛变者，不发一言转身就走。训导主任先区容不仅恐吓学生，还到罗玉清等学生家里，恐吓家长，说你们的女儿参加别有用心的人组织的活动，很是危险，必须严加管教。我们将这一情况向陈以文同志汇报，他教育我们今后要更谨慎、低调，隐蔽一些。

校方为了影响学生思想，加强了宗教活动。1945年初，刘哲如通过美以美教会，请到一位在国内知名的牧师到校讲道。这位牧师果然能说会道，很有煽动性，立即有一些同学要求入教。我们分头做这些同学的工作，使校方认为会有很多同学要求入教的打算落空。

为了强化反动统治，禁锢学生的思想，国民党决定在各校建立三青团。文德女中校领导积极配合，训导主任先某召集全校学生开会，号召大家参加三青团。重庆市三青团组织派人先后三次找文家荣，让她担任文德女中三青团负责人，并负责筹建三青团组织。文家荣在上江北女子初级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因她成绩优秀，活动能力强，老师指定她集体参加三青团，以后又指定她任负责人。文家荣当时还是少年，年幼无知，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文家荣经与中导社组织请示后，答复市三青团来人说：她现在功课压力重，没有精力和时间开展三青团工作，几次拒绝了。市三青团来人又找训导主任先某，通过她找过去初中时参加过三青团的同学入团。文家荣和进步同学分头做工作，让大家不予理睬。三青团在文德女中始终未建立起来。在此同时，三青团市团部虽然在市女中、渝女师等校建立了三青团，由于进步力量很强，这些学校三青团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揭露校长刘哲如贪污，是文德女中“中导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反击反动学校当局的一次胜利。学校为了修围墙曾在收学费时，向每个学生多收5000元，共收四百多万元。但围墙未修，刘私吞此款买翡翠和金首饰。文家荣等几位“中导社”社员研究，并经以文同志同意，决定由社员董世芸出面，揭发刘的肮脏勾当。同时还揭露公布刘哲如贪污学生伙食费，使伙食很差。全校同学聚集在操场上要刘当面说清楚。由于证据清楚，在全校同学指责下，刘被迫检查，说欠了同学们一笔“来生帐”。不久刘即灰溜溜地逃到美国“考察”去了。这场斗争不仅赶跑了一个反动校长，还使全校师生又一次认识了社会的黑暗腐败。

五、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重经受严峻考验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同时更加紧了对学生运动和进步学生的镇压和迫害。文德女中反动学校当局利济无所顾忌的对进步和倾向进步学生进行更严酷的迫害。1946年夏即将放暑假时，反动学校当局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文家荣、孔庆伦、罗玉清、张沪光等十几名同学辞退、开除，勒令立即离校，并有特务对文家荣、孔庆伦、罗玉清进行盯梢监视。在陈以文同志帮助下，被开除同学随即转学到蜀都、青木关、广益等中学，并安排他们参加这些学校“中导社”组织，与学校进步同学取得联系。文德女中留下来的“中导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在“中导社”领导下，严密组织，加强学习，更积极地工作；离开学校的社员和进步同学像革命的种子，撒在新去的学校生根开花。这在随即到来的1946年底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得到印证。在抗暴运动中文德女中仍走在运动前列。文德女中“中导社”社员任学校抗暴运动负责人，并被选为重庆市抗暴运动的领导机构“抗暴联”主席团成员。被开除转到蜀都女中的“中导社”社员左琳华、转到青木关中学的“中导社”社员张沪光，她们都得到学校师生的支持，领导学校的抗暴运动，并都被选为“抗暴联”主席团成员，参与领导全市的抗暴运动。

被学校开除的文家荣、罗玉清、孔庆伦被特务盯梢监视。经陈以文同志安排 ，孔庆伦上华蓥山打游击，1946年夏至1946年底，文家荣、罗玉清安排在农村隔离半年，1947年初安排文家荣、罗玉清到有地下党员教师掩护的比较灰色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

1946年暑假，以文同志组织文德女中等学校的“中导社”社员与“中导社”之友，学习《论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和文件，帮助大家认清当前形势，总结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他说我们是在跟专制统治鹰犬环伺的环境中从事斗争的，既要敢于斗争，又要讲策略与斗争方法，注意隐蔽、低调，不要暴露。经过这次挫折，文家荣和社员们政治上更为成熟，更加善于斗争。

1947年初，为配合解放战争，陈以文同志到华蓥山参加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山上物资资金缺乏，以文同志上山不久，派人找到文家荣几位社员，在进步同学中募集衣物、手表、金钱等，由文家荣送给来联系的同志。1947年秋，以文同志因工作短期回重庆，他既抓紧时间发展文家荣、罗玉清等人加入了共产党。他上山后，安排钱云仙同志联系领导文家荣、罗玉清。

文家荣、罗玉清去的广益中学是一所比文德女中更为封闭更高压的学校。学生不能组织或参加任何校内外活动，甚至虽是教会学校也不能组织任何宗教活动。女学生上课前站在教室外，上课老师来了，女学生跟着老师进教室，上完课立即跟着教师退出教室。男女学生在分开的教室自习，男女学生不允许来往、接触。学校空气死气沉沉，像一潭死水。此时国统区反共高潮又一次掀起，在这白色恐怖严酷时期，文家荣根据所处环境尽力开展革命工作。文家荣从地下党教师侯遇福同志处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她千方百计与关心时局对现实不满的同学联系。倾向进步同学周安然独住一栋小楼，星期日组织这些同学到周安然同学家里或到风景区聚会座谈，谈形式、谈时局、谈如何提高思想觉悟走革命道路。文家荣组织大家学习革命书籍，和大家一起谈学习心得体会。由于当时《新华日报》已被国民党于1947年2月查封，文家荣就定期组织要求进步同学到周安的同学家，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对一些重要文章和消息记录下来，油印二、三十份，分头发送给文家荣联系领导的地下党员和社员以及进步群众，还送给一些党的秘密据点。最难忘的是1949年6月30日，党的生日前夕，大家收听毛主席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油印二十多份，分头送出去。石庆铨去了党的秘密联络点莲花池的一家裁缝店，将文章送到了指定同志手上。为了提高锻炼这些进步同学，周安的、石庆铨等同学联系领导一些中学的进步活动。1948年底文家荣发展周安的、石庆铨加入为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地下社“民协”。解放后，周安的安排在解放军敌工部工作，石庆铨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秘书。

1947年11月至1948年8月，文家荣在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前后，党组织安排文家荣联络领导市女中、清华等中学“云一社”工作，并跑交通、传情报，还与华蓥山游击队联系。工作需要社会职业作掩护，她在进步医生薛映辉家任家庭教师。1948年重庆市地下党市委书记、副书记相继叛变，重庆市党组织遭遇严重破坏。因领导人钱云仙暴露，于1948年8月转移，文家荣、罗玉清与党失去联系。面对白色恐怖和恶劣的环境，她们不顾个人安危，一直积极寻找党组织。经原文德女中同学“中导社”社员侯文川帮助，文家荣认识了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南岸区地下党负责人张文伦同志。1949年5月张文伦经过考察恢复了文家荣党籍，并安排文家荣联系领导中央医院及磁器口兵工厂的党组织和社员。文家荣的社会职业是南岸私立正人女中的教务主任。

在重庆市即将解放前夕，组织上安排文家荣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当时地下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各工厂、大中学校都开展了护厂护校工作，防止国民党在溃败前进行破坏，并组织起来配合接管。因有熟悉情况的地下党积极配合，重庆市这样大都市的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文家荣联系的工厂、医院，以及她领导的地下党员社员联系的工厂学校的护厂、护校和接管工作，在她有力领导下，也一切顺利。

文家荣领导的一项影响较大的迎接解放工作，是在1949年11月30日晚，即重庆解放的前夜，文家荣组织周安的、石庆铨怀揣党组织给的五星红旗去市中心精神堡垒 (当时是市中心最高建筑，解放后改称解放碑）插旗。由于解放军已迫近市郊，国民党反动军警已逃跑，街上已看不见行人，但国民党留下大批特务，还有一些散兵游勇，这项工作还是有一定风险。他们勇敢地将国旗插上了精神堡垒顶层。第二天解放军入城看见插在高处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迎接他们，情绪极为振奋。迎接解放军的工人、学生、市民看到飘扬的国旗也很激动。文家荣还参与了重庆市解放当天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工作。

六、解放后以饱满政治热情投入工作

解放后，1949年11月底至12月底，文家荣参加了中共重庆市干部班学习。1950年初在重庆市六区汪山任工作组副组长。1951年夏至1952年下在中共重庆市六区委任宣传部负责人。1952年夏至1954年3月在重庆市委宣传部任秘书。解放初这几年文家荣对工作充满激情，不分昼夜，忘我工作。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任白戈同志（后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曾对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文家荣的朋友）曾德林同志说，文家荣这个同志积极肯干，文笔好，有才干。曾德林同志当时感觉任白戈同志对文家荣很赏识和信任。

1952年文家荣在中共六区宣传部工作，与新华社联系工作时，认识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甘惜分同志，后与甘结婚。1954年4月与甘惜分同志一起调到北京工作。1954年4月至9月在北京等候分配。

1954年10月文家荣分配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办公室任秘书，领导认为她工作认真负责，有水平，有能力，对她信任重视。

七、蒙受不白之冤，历尽坎坷，仍坚持信念

解放前在地下工作和解放后的前几年，领导对文家荣在政治上是信任的，并给以重任。但在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些人揪住她在初中时加入三青团一事不放，令她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待遇。1943年春文家荣在重庆市江北女子初级中学上初二年级时，被学校训育主任曾宝辉写上名单集体加入三青团。曾宝辉并指定她为三青团负责人。不久市三青团为扩大反动组织，指令江北女中更多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文仍任负责人。1952年整党时，经重庆市委宣传部调查，1953年得出结论，确定是文家荣任三青团分队长。但到1960年代初，结论是区队长。在博物馆审查文家荣历史问题时，如是区队长就会成为严重历史问题。她思想负担很重，曾就如何对待审查分别询问朋友熊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抗日时期原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曾德林（时任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同志，她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两位都曾在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都说，你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初二学生，江北女中又是一所初级女子中学，有高中的学校，也不可能是区队。你到文德女中上高中时，接受党的教育，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中导社”，接着又入党，在极其艰难危险的环境中，随时都可能牺牲生命，从事地下工作。你不会有什么事，你也没有什么可愧疚的。她也就放下心事。但在历史博物馆仍有人对她另眼相看。到1963年突然宣布她“有严重历史问题”，被开除党籍，工作调动到行政科。由在办公厅协助领导工作，负责写报告、材料到行政科食堂工作。不仅如此，每年在临近重大节日前，机关便派她去北京郊区的农场、饲养厂劳动。名曰干部参加劳动，实为对“不放心人员”的预防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是受到粗暴批判和各种迫害。文家荣坚信自己的清白，坚守参加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持续向上级申诉。直到“文革”结束，她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这以后她被任命为服务公司经理。她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将食堂、小卖部、大礼堂和文娱活动搞得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她于1988年离休。

文家荣还未成年即参加革命，走上职业革命道路。在白色恐怖的严酷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一九六零年代和文革中历尽坎坷，承受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这丝毫没能摧毁她坚强意志，其原因是她有坚定的信念和在逆境中，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淡泊名利，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岗位，仍一如既往，对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实干苦干，忘我工作。文家荣曾回忆说：“我一生无缘无悔，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我尽心尽力了，一生都在奉献，对工作充满激情，忘我工作，从来不讲条件，不计名利，不向组织伸手”。

八、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生活俭朴

在繁忙的工作时，文家荣还自强不息，发奋学习，提高自己，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她高中毕业后没有去报考大学，但她深知知识的重要，因而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平时手不释卷。19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夜校，她每周要挤出几个晚上到夜校上课。1960年代，北京成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她报了中文专业。那时私人没有电视机，唯一可以看电视的地方是历史博物馆，那里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文家荣就在下班后，用一两个小时上电视课，然后回家还要操持家务。就这样持之以恒，最终在中文专业毕业。电视大学把盖有“校长吴晗”大印的毕业证书发给她。这毕业证书来之不易。

文家荣虽然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一如既往，热心助人。她非常关心朋友同事，对于家境困难的朋友、同事，尤其是那些人家的子女，她都尽力帮助。在三年困难时期，她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为困难的朋友买食品、寄钱。“文革”时，她的一些朋友被打倒挨斗，她自己也是被踏上一只脚的人。但她不怕连累，不避风险，在精神上经济上尽力帮助。如她的朋友曾德林在“文革”初的1966年6月，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黑帮，被残酷批斗。许多同事和朋友看见曾德林已不理他了，连曾的妻子也无人理睬。曾工资被扣，每月仅20元生活费，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文家荣对曾家更加关心，经常来家看望、慰问、帮助。在那冷酷的年代里使曾全家感到朋友的情谊和温暖。在同志战友们中，大家公认文家荣对待同志朋友感情真挚，乐于助人。文家荣在服务公司任经理时需要雇工，与服务公司食堂、小卖部有联系的餐饮业等也须雇工。她就相继把家乡江北村里的农民介绍到北京打工、学习技艺。先来的人站住脚后，她又持续介绍更多人来北京，最终村里很多人都到北京打工。有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了资金和技艺，回家创业。使得村里很多农民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村里人感叹说，文家荣帮助村里人改善了生活。

文家荣虽出身富裕家庭，但一生生活简朴，却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她去世后，清点留下的物品，除几件多年穿的旧衣服外，就再没有什么了。

九、工作能手 家庭主心骨

文家荣在工作上全心全意，无私奉献，干什么工作都很出色。她对家庭亲人也尽心尽力。她丈夫甘惜分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为了让甘能够专注于工作，文家荣独自将养育教导三个孩子和全部家务承担起来。用她的话来说：“家里的油瓶子倒了都不用老甘扶。”首先是教育孩子学会做正直的人，三个孩子在母亲教育帮助下，自立自强，勤奋学习。经她辛勤教育的三个孩子，都是77、78级大学生。丈夫甘惜分迎来了他事业的最高峰，是我国知名新闻学者、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家、新闻教育家。他是全国第一批指导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所并任所长。甘惜分撰写和出版了多种新闻学理论书籍和大量学术论文。他的新闻学理论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实际工作具有广泛影响。在当时只有40余万新闻工作者中，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两万册，不少新闻院校将它选做教材。他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是中国的第一部详细全面的新闻学辞典，此书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甘从事新闻教育近60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许多是报纸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新闻系的名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给予学生很大的教诲、鼓舞和鞭策。诚如范进宜先生在祝贺甘老九十寿辰时撰写的条幅中所言：“多少舆坛擎棋手，都是程门立雪人”。甘的一切成就都与文家荣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

也许是过于关注他人，过于劳累，对自己缺乏照顾，1995年8月21日，文家荣突发心梗去世，年仅68岁。去世前她已有许多患心脏病的征兆，但她没有顾及。她是一个信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切为了国家人民，是她做人的原则。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为她的早逝难过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