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春季，我从重庆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到重庆泰丰银行作练习生。我的师傅是广益同学陈昌绪的父亲，当时银行的总经理。

　　读书的时候，我和同班的陈昌绪、周安的等同学关系密切，毕业后也经常往来。特别是周安的，因为他一个人住一栋小楼，周围也没什么邻居。所以我们经常去他那里。

　　一九四七年还在广益读书的时候，班上插班来了两位女生，罗玉清和文家荣。由于当时教会学校管理很封建，男女同学之间几乎没有接触。只是觉得她们比同龄人成熟干练。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党组织专门安排到广益从事学运工作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在上海读大学的周安的回到了重庆。我们几个广益的同学经常约在一起聚会。先只是喝茶聊天，后来开始读书讨论。七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清楚地记得，文家荣组织大家学习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场景。

　　参加华西青年协进社是周安的介绍和发展的。解放以后他才告诉我，他是罗玉清和文家荣发展的。

　　最难忘的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党的生日前夕。我和周安的、贾厚友一起，在周安的家收听并记录了新华广播电台的毛主席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并连夜油印了二十多份，分头发送出去。还记得去了莲花池的一家裁缝店，亲手将文章送到了同志手上。

　　还有就是在重庆解放的前夜，我和周安的、陈昌惠（陈昌遂的妹妹）一起，怀揣五星红旗去解放碑（当时称精神堡垒）。由于解放军已迫近市郊，国民党军队和警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街上也几乎看不见行人。我们很顺利地把红旗插上了解放碑上面。

　　除了收听和油印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还到一些学校做过联络工作。一直到迎来重庆的解放。

　　解放后曾经在重庆是公安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参军到了南温泉的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一纵队学习。

　　参军后入党的时候，需要证明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事情。去重庆市委组织部开具证明时，恰好遇见了正在那里学习的文家荣同学，才知道她和罗玉清同学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发展了很多进步青年。

　　文家荣和罗玉清同学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永远感激和怀念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