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国内最后一个大区总分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以风捲残云之势向国民党残军盘据的大西南挺进。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宣告解放，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进驻重庆开始工作。12月10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继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五个总分社之后，也正式宣告成立。重庆各报从此用上了以新华社为电头的新闻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与重庆人民有着广泛联系，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新华社驻渝机构，又回到了山城人民身边。

　　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是在接管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的社址，设在原中央社所在的重庆南区公园至两路口入口处的一幢靠山崖而建的灰色小楼内，总面积不到400平方米。中央社遗留下的，有一些办公家俱外、一部分旧电讯设备和少量图书资料。西南总分社成立伊始，既无车辆，电话机也少得可怜，记者采访大多徒步而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参加总分社初建工作的陈蝉鸣同志回忆说："大家对艰苦生活已习以为常，毫无怨言，都日以继夜地工作。"

西南总分社建立后，先后经历了同地方党报分开、与二野总分社合并的过程。

1950年3月以前，由于当时社、报不分的体制，总分社虽然挂出了牌子，但实际上是地方党报的采访机构。初期总分社的负责人，也和地方报纸一样，一把手由西南局宣传部领导人兼任。其余负责人高丽生、邵子南、涂国林、甘惜分等，也与报纸分不开。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指示》说：原新华社机构，带浓厚的地方性，工作以地方为主，组织上受地方党政机关支配，今后应与地方报纸分开，改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指示》还规定：随着战争的结束，部队新华社亦应与当地的新华总分社合并。1950年4月，新闻总署亦作出规定：全国除三野的新华社暂不合并之外，一、二、四野及各军区新华社，均应与地方总分社合并，设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总分社，直接领导所属省、市分社，向总社统一报道该区新闻。西南总分社作为总社的独立的、统一集中的代表机构，是在1950年夏季从地方报纸分出，而与二野总分社合并而成的。

　　据当时在西南总分社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西南总分社最初的骨干，只有高丽生、甘惜分、鲁石等人，后来增加了韩生本、陈蝉鸣、李楠，但高丽生不久就调到新创刊的西南《新华日报》担任总编辑。直到1950年三、四月间二野总分社与西南总分社合并时，先后有缪海稜、王甸、唐西民、方德、何力夫、李峰、任冰如、王景盛、杨居人、林田、石峰、赵慎应、陈铮、张超、李明、李翼振、林波等骨干加入，还有刘宗棠、王世晋、杨昌明、黎航、章尚武、沈鼎、毕月华、于竞祁、何家骃、赵奇、宗子度等刚参加工作的一批大学生。这时，西南总分社才算建制完整，人员齐整。

　　总分社领导骨干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社长为缪海稜、采编部负责人为张更生、甘惜分、韩生本，编委成员有缪海稜、张更生、甘惜分、韩生本、陈蝉鸣、王甸、唐西民等人。陈蝉鸣任秘书室秘书，下设人事干事、译电组、电讯文印组、收报台、财务室、生活管理组、传达室等。先后由罗俊凯、石峰、韦鼎、刘颂青、王维明、许上遴、白玉忠、王信义、张廷干、牛宝亮、杨光鉴、邓韶光等10多位同志轮替担任各组负责人。

　　西南总分社时期，经历了骨干人员调动、新迁社址等过程。1951年初，王甸调西康记者组任组长，张更生调云南分社任社长，何力夫调贵州分社任社长，鲁石和杨居人分别调川北记者组和川南记者组任组长。1952年二、三月间，地处学田湾的西南新闻出版局撤销，其办公大院、办公设备交拨给新华社西南总分社，西南总分社即由原中央社所在地迁到学田湾新址办公。1953年夏，甘惜分调总社（后去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同年秋，缪海稜调东北总分社，陈蝉鸣、李楠调北京总社。此后，张更生任西南总分社社长，王甸、廖永祥任采编部正、副主任。采编人员相继增加胡明俊、徐宜道、黄昌禄、刘扬深、叶子健、王焕斗、范眭、游云谷、孙忠靖、刘诗临等人。

　　1954年8月，西南总分社随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撤销而撤销。此时，张更生调中央党校学习，王甸调任云南分社社长，留下廖永祥做西南总分社的结束工作。根据总社的安排，电台全部人员、设备、器材交给《重庆日报》，办公大院大部分交重庆市人民政府，采编、行政人员分别调总社和四川分社。原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内设立的重庆分社继续保留，总分社留下一部份骨干，由廖永祥主持工作，继续担负对重庆市的各项报道任务。

揭露"11·27"大屠杀真相

　　国民党从重庆溃逃前，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惨案。新华社记者随军进入重庆后，就承担了向将"11·27"大屠杀真相昭之于示的任务。

　　在重庆临江路一所临时招待所里，承担这一采访任务的甘惜分同志，见到了刚刚从白公馆魔窟脱险的传奇人物罗广斌。罗广斌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疯狂屠杀革命志士时，罗广斌与白公馆的难友做通了监狱看守的工作，死里逃生，回到了党的怀抱。

　　那几天，甘惜分在罗广斌的带领下到歌乐山实地采访，查看了渣滓洞、白公馆这两座人间活地狱，亲眼看到了渣滓洞院内被烧焦了的几十具烈士遗体，松林坡上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烈士们的斑斑血迹。

　　不久，甘惜分又采访了解到，被国民党特务残杀的杨虎城将军父子的遗体，在歌乐山戴笠"公馆"门旁花坛里找到了。

　　怀着满腔的义愤，甘惜分等新华社记者奋笔写稿。于是，国民党特务制造"11·27"大屠杀的真相，重庆各界公祭歌乐山烈士的情况，随着新华社电讯传到全中国、全世界，举世为之震惊。

　　如今，歌乐山烈士陵园成了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年新华社记者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报道和图片，作为历史的见证，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馆"中展示。

组织报道大西南的重大事件

　　五十年代的西南总分社，是新华社在祖国大西南的报道指挥中心。西南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都有新华社记者的身影。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和进军世界屋脊、和平解放西藏两件大事。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解放前却没有一寸铁路。解放之初，巴蜀大地满目疮夷，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决定动工修建成渝铁路，圆四川人民的"铁路梦"。

　　从1950年7月开工到1952年7月全线通车的两年当中，西南总分社和川西分社对修建成渝铁路的群众呼声、领导决策、工程进度、克服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困难、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热情支持、参加筑路的解放军和民工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铁路建成后全民欢庆及产生的重大政治、经济影响等，作了系列报道，不少新闻、通讯，被人民日报及一些大区报、省报以显著地位刊登，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刘、邓首长的组织指挥下，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18军从四川出发，进军世界屋脊西藏。为充分报道这一世界瞩目的政治事件，西南总分社派赵慎应等随军采访，各分社、记者站积极配合。通过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途中修筑川藏公路的伟大业绩，英雄打通二郎山、雀儿山的感人故事，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历史性场面，吸引了全国读者，并从中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育。

破除报道上的"西南落后论"

　　西南的解放，晚于全国其他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对处于落后，因此，西南总分社所处的报道地位、采访条件比其他大区总分社要差一些，在总社发出的通稿中，反映西南情况的稿件一度也比较少。在此情况下，一些采编人员中出现了"西南落后论"的困扰。不破除这种"西南落后论"，就不可能在报道上打开新局面。

　　发现和研究西南的特点，抓住这些特点去开掘新闻报道资源，这是西南总分社为破除"落后论"而选择的一条途径。

　　经过分析、比较，总分社首先把开掘西南地区特色新闻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报道上。西南是多民族聚居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西南占了大多数，而且社会性质从原始母系社会到现代社会都有。因此，不少记者长途跋涉，深入边远村寨，入乡随俗，广交朋友，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克服水土不服等种种困难，认真进行采访调研。云南分社青年记者黄昌禄跟着马帮风餐露宿，到原始森林探访原始民族苦聪人，采写了《苦聪人见太阳》的通讯，播发后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传为新闻佳作。记者们除了进行公开报道外，还写了大量的内参报道，为中央和各级领导提供了关于西南民族地区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对此，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总社给予高度评价，民族报道成为西南总分社时期的一个特色和优势。民族地区是新闻采访的宝库，成了大家的共识。

　　对新入社的年青记者抓紧进行政治和业务培训，是西南总分社为破除"落后论"而选择的又一条途径。

　　西南总分社成立后，先后调进来很多刚参加工作或刚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水平和业务技能亟待提高。总分社十分重视对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的教育培养工作，首先是认真贯彻总社的业务工作方针，树立和加强"全国观点"，摆脱狭隘地方观点的束缚；二是引导记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现实问题；三是引导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采访重点放在群众这一头；四是实行"以老带新"，训练记者的新闻敏感，提高捕捉和采写新闻的本领；五是加强作风教育，强调严谨的作风，严格的纪律，严密的制度。

由于及时抓紧了对年轻记者的培养教育，从1952年起，西南总分社的报道工作基本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业务思想统一了，编采人员的思路宽了，新闻敏感和发现力增强了。"以老带新"的方法收到了成效，不少新记者已能独立采写，逐步成为新的业务骨干力量。

　　西南总分社存在了五年多时间，他们的业绩永远留在了大西南广袤的大地上。曾任总分社采编领导的甘惜分同志在九十年代深情地回忆说："发黄的纸张一页一页翻过去，同志们的血和汗都浸透在这些纸张上。高丽生、韩生本、唐西民、方德同志已经作古，曾经活跃在川藏公路上和西藏高原那些同志的辛勤劳动令人难忘，许多在开创西南工作中跋山涉水，而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受到不幸遭遇的同志们的命运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