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甘惜分先生猝然仙逝，不禁悲从中来。

往事连连涌上心头，我不禁泪眼模糊起来。

记得，1961年初冬时节，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不久，由最初分配的工作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人民大学用一名新闻系的毕业生替换到这所大学的语文系，也就是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中文系的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当时，语文系和新闻系、档案系，还有清史研究所，都不在西郊人民大学校本部，而设在京城东北部的昔日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的铁狮子胡同的张自忠路1号大院里，人们习惯地叫做“铁1号”的人大城内校区。报到以后，我也把家安在了这里。

我在语文系，惜分先生在新闻系也住在“铁1号”，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和惜分先生也就相识在这个大院里了。他年长我19岁，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甘”。

“文革”中，学校停办，教职工都下放到了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劳动改造。也许是有缘，我和惜分先生都被编进了半军事化的组织“三连”，而且，还同在一个排，一个班。

还记得，那是1969年初，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几乎全都去了“干校”，只有两个“牛鬼蛇神”被留在了北京。一个是“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校党委书记张腾霄，一个就是我——被称之为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赵遐秋。当年年末，北京的严冬降临的时候，学校“革委会”终于通知我们两个人，限定我们在半个月之内去“干校”报到，参加第二阶段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到通知，我的心一下子又掉进了冰冷的深渊，整天惶惶不安起来。

去“干校”，那年月，我这“罪人”“贱民”的戴罪之身身不由己，自然非去不可。可我的孩子，一双似懂事又非懂事的小儿女，怎么安排？跟着爸爸去他们河南淮阳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干校”吧，女儿已经7岁多，住在男学员宿舍，肯定不合适。跟着我呢，天天看着妈妈挨批挨斗受苦受难，还连带着他们小小年纪就被人冷眼白眼倍受屈辱，孩子身心不能健康成长，实为下下策，更不好。无奈，只好再把孩子送回我先生庆瑞的武汉老家，托付给孩子的两个姑姑和叔叔照顾。

记得，到武汉的第二天，我要离别孩子去“干校”了，家人带着我的两个儿女送我到长江边轮船码头的趸船上。方方究竟还小，懵懵懂懂的，不太懂事，专心地吃着小姑姑给他买的蛋糕，东东则不然。她一双小手紧紧地抱住我，哭着，哭哑了的嗓子喊着，几乎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你不要走啊！……”而我，早已泣不成声。我身为人母，舔犊情深，哪里舍得离开这一双儿女！又何况，这一去，头顶一个莫须有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凶多吉少，我的人生归宿在哪里？谁能告诉我这一别是不是遥遥无归期？会不会是生死两茫茫？痛苦，茫然，我戚戚然，凄凄然，伴随着心灰意冷，我已经肝肠寸断，痛彻肺腑，早已抱着孩子哭成了一团。突然，“呜——呜——”的江轮汽笛声响，而且，一声比一声急促，似乎还显得一声比一声凄厉，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姐迅速从我身边拉开了东东，东东又挣脱了大姑姑的手跑了回来。再拉开，再跑了回来。……大姐不得不提醒我，要开船了。刹时间，我不得不下了狠心，甩开了东东的手，快步越过趸船的闸门，踏上跳板，登上了下行的江轮。那一刻，我连回过头去看一眼的勇气，不，是力气，一点都没有了。我只听到，在我身后，不远处，我的女儿，还有连带也哭了起来的儿子，跺着一双一双的小脚，嚎啕大哭着，喊着“妈妈——妈妈——”！那童稚的呼唤声，哭泣声，尖利，凄惨，却又像是幽怨，绵长，混合着这一江浑黄的波涛，滚滚东逝，回荡在这乌云蔽日的天空。顿时，我只觉得，自己心已然破碎，呼吸都像骤然停止了，……那一夜，望着船舷外的江水，远处江岸暗影中飘过的点点渔火，我一夜不眠，泪水长流。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我这个出身国民党官宦之家的人，生来就带着“原罪”，这一回该下地狱，可我的孩子，一个才7岁多，一个才5岁多，为什么要连带着承受他们稚嫩的心灵根本就无力承受的生离死别的重创？这难以言状的伤悲？

九江上岸以后，一路辗转，我搭乘火车到鹰潭不远的刘家站下了车。站台上，抬眼一望，天空低沉，一派灰濛濛的。看周边，自己孑然一身，我感到十分孤独。茫然，一种无法形容的茫然，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一起向我袭来，好冷，冷得我几乎全身颤抖起来……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神情麻木地，站在一角，等候“干校”来人把我领走。

突然，一个身影，一溜小跑，来到我跟前，语速极快地对我说：“赵遐秋，你当心，你们系的温护仁，举着一根木棒在到处找你！”我很诧异：“为什么？”“军宣队工宣队的人说，你态度恶劣，不交代，不揭发，不认罪，是个‘三不’分子！”我顺着这位好心人指引的方向看过去，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那位温护仁，我曾经的北大中文系学长，人民大学语文系的同事，还在那里挥舞着木棒，大喊大叫着什么，是众人，正在规劝他什么。我知道，他这时神经正常，行为自主，只是中了邪了。我不免倒抽了一口飘零在异乡土地上的寒气，心里想：“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就在这时，“干校”三连的一位副连长来“领我”了。事隔46年，想想当时，我用了一个“领我”而不是“接我”的词语，就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真的跟1957年的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被“领”到门头沟的斋堂乡下“劳改”一样。和整我的人站在一起，彼此都是知识分子，相煎何太急啊！就在这恍惚之间，我看到了，这位副连长身后，站着老甘！是他。老甘，老甘也跟着来接我了！

老甘笑着跟我打招呼：“你来了！”稍稍停顿，他又说：“既来之，则安之！”一瞬间，我躁动的心平静了下来，认真地听完他说的话：“赵遐秋，你是教《古代汉语》的，这里的‘安之’，你是知道的，不是‘安全’的‘安’，也不是‘安逸’的‘安’，就是‘安置’的‘安’，怎么安置？怎么面对？古人说，处变不惊，泰然处之，‘安之’，就是‘泰然处之’。”确确实实，他这番话，我听进去了。

抵达三连营地的第二天，我就成为批判“五·一六”分子斗争的重点批斗对象，成为他人政治竞技场上的活靶子，任人凌辱，任人宰割。这段蒙难的日子里，我特别注意到，无论大会斗，小会批，抑或小型的“质问会”，老甘从来不发言。还有，只要哪天我挨了批斗，我多晚去食堂，他都会在那里细嚼慢咽地吃着饭，都会不顾他人惊异的、鄙夷的眼光，走到我跟前，说一些看似空洞的寒暄的话，比如“来吃饭了”，“来了”，“快吃吧，饭菜都凉了”，“什么都别想了，好好地吃饭”，等等。可是，就是这些絮絮叨叨的只说“吃饭”的话语，却一次又一次地温暖了我的心。我懂，他是在鼓励我，要坚持，要坚持。有一次，在全排批斗我的会上，我忍无可忍了，就跟档案系的一个人争吵了起来。那一顿，我气愤得没去食堂吃饭，食堂也关了门了。没想到，老甘和我们系的同事焦伯华竟然打了饭送到了我的宿舍。那天，一反平常和蔼的态度，老甘板着脸说：“你忘了我在刘家站说的话吗？‘既来之，则安之！’我再补充几句，你要‘既批之，则思之！’思己，思家，思国，思天下！”这一次，我也确确实实地听进去了。

……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文革”中江西余江“五·七干校”那段非正常的岁月，我就会想起帮助过我的人，想起给了我温暖、勇气、意志和希望的人。老甘，无疑是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也最令我难忘的一位。老甘是有恩于我的大恩人。

今天，老甘驾鹤西去了，我顿失良师益友，该是如何哀悼，怎样怀念才好？我想了许久，最好的的追思和纪念，我懂，还是要继续践行他师长般的教导：“思己，思家，思国，思天下！”

老甘，一路走好！

在天堂里，老甘千万保重！

《此文转载之赵老师微信》